我不能不说，哥本哈根会议被误导到所谓“双轨制”、“单轨制”的各国利益博弈的理路上，是一个误区，也是一种人类性的悲哀。所以，本来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寄予希望的我，是否能在18日峰会上就潘基文呼吁的五个要素达成协议，也就感到不是那么“生死攸关”了。

其实，不需要看到所谓科学家电子邮件泄露，早有研究表明，在过去300年中人类对气候变化（变暖、变冷）的影响力，远远小于自然本身的影响力。徐匡迪综合几百个科学测算了有人类前后之后气候变化情况，所谓变暖变冷几乎与人类无多大关系，所以，所谓影响就是对人类自己居住的小环境的影响，其他都是扯是博弈（参看徐匡迪在2009中国科协年会上的学术报告）。我们从直观上也可以想象得到，任何一个地区或大国一年的碳排放对于空气的破坏力，决不能与一次中等程度火山爆发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人们总是说工业文明运用化石能源对于大气的污染，莫非农耕文明就不向大气中排放比碳更会污染空气的甲烷？

象动物的生活一样（如排泄粪便制造甲烷），人类的生产、生活会排放二氧化碳，本是一种常态，或者说天经地义，只要是地球上的生物，谁也没有比谁更多排放权或减排责任。不过，虽然说是常态，也天经地义，但碳排放的多寡对人类自己生活的小环境、小气候的影响力却不言而喻，有时其影响力大得惊人。足以使共同生活在一方天地间——通常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人们喝不上干净的水，呼吸不到纯净的空气，照不到和熙的阳光，感受不到绵延的绿色植被。而此间的碳排放对于植被、阳光、空气和水的影响，对彼间一千公里、一万公里以外的人们而言，也许感觉就不那么强烈。比如人均碳排放世界第一的美国并没有影响到的巴西，总排放量最高的中国、印度也没有到欧洲。而事实上，美国的植被、空气、水和阳光质量总体要好过巴西，中国、印度的发展首先影响的也是自己的空气、水、阳光和植被质量。所以，中国提出自己到2020到2030单位GDP在2005基础上减排40-45%的目标时，一再强调，这完全是“自主行为”，是我们本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我想，也是应当受到各国政客和专家们欢迎和借鉴的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减排二氧化碳，首先是优化各国自身生态循环的需要。

因此，一个个主权国家及其主权公民共生体自身的生产、生活的总体状态，即人类参与行动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真实情况和关键所在。而欧洲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增长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甚至是一个误导。欧洲应当以身作则，提倡各国各地区加强自律，才是正途，而不是讨价还价，继续玩儿那个近年来在欧洲在科学、规则、市场名义下导演形成的最可笑的所谓“国际碳交易市场”（利诱所谓发展中国家减排，而宁愿花钱买所谓的“碳排放指标”污染和破坏本国、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这回提出拿钱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技改，却又要附加条件）。

我只是提出问题，而并不想在这里指责欧洲。虽然误导的实质，很可能是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有利于己的新国际框架，置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乃至退出过《京东议定书》的美国以被动境地。但我想到的是，欧洲人骨子里，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对抗性思维方式主导世界的近代路径的延续。

是的，迄今为止，近代以来，欧洲以不断创新概念著称于世，几乎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他们都能提出解决发展方向和构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权国家”、“科学”、“法制”、“市场”、“资本”、“标准”、“国际框架”等等，也确实使全人类受惠于此。然而，中国古人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回，欧洲错了。欧洲（也许只是政客们）这回似乎完全忽略了一个全新事实，这就是：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贺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即“全生态文明”，亦即“共济共栖共生文明”的时代已悄然走向全球每一个角落。

我想说的是，既然“人类参与行动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那么，作为国际语言的政治基础更真实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所以，应当把欧洲人提出的，连美国人都只是被迫使用的“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国际框架之中。而生态政治的哲学伦理基础，是共生、共栖、共济的智慧、勇气和慈悲心。因此，被人为地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这次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博弈表演，就多少显得有点幼稚可笑。

相反，2007年底，就把“生态文明建设”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的中国，已然走在“生态政治”的前面。2008年初，中国的江西省就正式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申请。本人2008年12月初在德国萨阿布吕肯欧盟学院出席中欧社会论坛预备会议作总结发言时，就呼吁各国与会者关注中国江西领导人提出这一申请的进展。现在，2009年12月1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报道，国务院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规划明确这个冠以“生态经济”的区域内，共有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其发展定位是，建设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创新体制机制，以形成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模式。这不只是中国江西的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区”。所以，这一行动规划，很可能是值得世界各国关注“生态政治”的人士期待的划时代事件。

但愿，固守“气候政治”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不要只顾埋头博弈，也要抬头看看人类到底应当走向何方。毕竟，这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召开的涉及全球人类未来愿景的会议。如果实在争执不下，中国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既能包容“气候政治”中所含蕴的理念、范式、原则，又不影响自己的谋略博弈，同时，能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广泛理解、接受的，显然代表未来全人类全世界发展方向的价值观或处世哲学？我冒昧地以为，这种新的处世哲学，就是共生的智慧，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学、共生的价值观，并且，把这种全新的处世哲学概括为这样十六个汉字：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