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积仁/文

一

过去十年，东软最大的变化源自于不断融入国际化的过程，以及我们同国际化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在新兴国家中的成长性企业，东软之所以能够不断成长，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与外部的环境互动，甚至更大程度上，是它对外部环境变迁的配合和融合。

东软在过去的十年间一直在积极地进行国际化的变革。这种变革并不完全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而是一种国际化的竞争能力的提升。今天的中国市场已经如此开放，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到中国来与中国本土公司竞争。这也就意味着，并非一定要走出去才叫国际化。所谓国际化的竞争能力，比如说人力资源的获取，比如说核心技术，比如市场能力，包括文化融合，所有这些能力都可以在中国得到提升。这十年对东软来讲，就是一直不断努力以使我们的公司能够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上获取优势，或者说打好基础。

这种努力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董事会的建设，这十年间，东软做了很多融合的努力，吸引了很多国际战略投资者，这些战略投资者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本土。在内部环境和治理结构上，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全球顾问咨询机构，对我们的薪酬体系、领导力发展，公司组织架构和品牌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设计。在软件生产和交付上，东软整个生产过程都吸收了国际著名的标准。在营销网络上，东软同时在中国以外的市场积极建立自己的营销与服务网络，在日本、欧洲和美国，我们都建立了更加接近客户的市场机构。

在过去这十年，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的过程。对于中国企业，不主动地全球化，就会陷入被动全球化，如此公司可能就要死亡。主动地全球化，需要包括公司领导人在内的整个公司的投入。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经历着新兴市场的崛起。我刚刚代表东软参加了新兴跨国公司组织。所谓新兴跨国公司，就是在新兴国家里成长起来，将要成为跨国公司的企业。对于东软来讲，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一类的公司，在未来全球化的机会里所获得的机会。全球化和新兴市场的崛起必然会带来企业的变化、消费者的变化，然后是整个世界商业格局的变化。中国公司应该在研发和服务方面主动投入，在制造业的全球化之后，能够捕捉到研发、服务以及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这个机会。

在面对这样的变化时，作为东软这样一家公司，我们当然要积极努力来捕捉新的机会。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的活动则需要围绕着捕捉这些机会来进行。如，海外投资、引进高级人才，建设董事会，同时为未来的投资等等。

东软于1996年上市，到现在已经有13年。上市以后，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作为一家公众公司，要透明化，要为股东带来回报。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开始进行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这其中也包括国际化。1998年之后，在核心竞争能力培养上东软的进展很快，其中的重要事件包括在大连成立一个国际化的软件园，2000年时我们开始在日本成立海外公司，2001年我们统一了公司的品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在不断地建设这种能力，包括2009年，在经济危机仍在延续的情况下，我们主动收购和兼并。再有两三年，我相信东软在海外的员工将会占到公司全部员工的10%左右。再比如品牌的整合，我们要树立一个国际性的受尊重的品牌。这种努力要延续数十年的时间，而且它要变成这家公司日常性的或者经常性的工作。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它背后的驱动力，首先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仍在继续，而且在过去的十年是最深刻的。如果说我们很早就开放了，那更多的是欢迎别人进来，而在过去的十年，这个国家已经不仅仅是开放，更多的是一种融合，和国际公司一起面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融合，它是在金融体系、贸易体系和现在的创新体系以及品牌体系上的融合。过去十年也是中国品牌建立的最好的十年。十年以前，中国品牌给人的第一印象比较差。可是我某天早上打开电视，巴菲特在电视上讲：“我自己买了十几件中国做的衣服，我跟比尔·盖茨讲，我们都应该买中国制造的服装。”这就是中国产品在品牌印象上的改变。

在经济地位变化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感受可能比其他人要更深，因为我接触的第三方要多。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的效率和决策速度羡慕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甚至引发了人们对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关系的重新思考。

这种变化背后的驱动力是每个中国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中国的变革也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被调动起来。现在，我们用一个新的梦想来激发起每个中国人的动力。几亿农民到了城市，加入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行列，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城市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能力。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可爱的农民兄弟。我们的制造业之所以能保持如此有竞争力的成本，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贫穷反而成为最大的动力，中国人跟外国人相比，保持了激情和饥饿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他们改变生活的动力，推动着中国经济不断循环，不断去创造，同时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正是这种动力使中国走到了今天的状态。观察每一个细节，你都会发现，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积极的创造，努力地改变自己。大家一起改变了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设计自己的梦想，并且去追求。这让过去的十年成为中国人生活质量提升最快的时间，我们拥有了电脑、手机、照相机和汽车。过去的十年也是中国开始时尚的十年，年轻人开始同国际时尚潮流融合。过去十年也是中国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十年，海外留学人数迅速增加，国内教育的扩招让很多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过去十年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十年。过去十年也是政治和经济环境最稳定和焕发生机的十年。

二

对于东软而言，十年之前我们拥有不到2000名员工，现在我们拥有了16500名员工。十年前，我们的产值大概就是四五个亿，现在公司的产值是当时的十倍；而且最主要的还不是量上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国际上以及在合作伙伴、客户心目中的形象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当我们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时，比如说跟外国人打交道时，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东软的尊重。

我过去是一个学者，从学者到商业的变化，可能需要从浪漫变得通俗。但是现在做企业家，却更需要那样一种浪漫。虽然原来做教授，但我并不觉得在那时候我就有了关于全球化的感觉。反而是这十年以来作为企业家，我对世界的认识变化最大，对全球化的感觉最强烈。我们必须试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来培养公司的能力。

在个人的性格和公司的风格上，我们都在变得更稳重、更成熟，而且也更放松。事实上，当你把这些问题都想得清楚了，而且你有一个更长远的设计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把哪个方面做好了，你就会一步步得到这个机会，你就不会因为短期的困难而感到压力。因为你能够看清楚未来。就好像你在森林中暂时失去了方向，但是你知道你脚下的路是正确的，那么你就不会在乎周围的环境有多么复杂。

我对我的状态比较满意。很多问题不会再让我困扰，比如钱的问题。因为本来我只是一个教授，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现自我价值。重新回到这个目的之后，现在遇到的困难和环境只会让你觉得有挑战性。就好像在玩一场游戏，你会希望越来越难，总是能够面对新的环境。可能我刚开始从教授变成企业经营者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司上市之前，就是1996年之前。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我有一点着急，也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我也并没有因此而睡不着觉。一直到今天，我心里也会老想着一件事情，并且用它来安慰自己，我本来就是一个教授，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得比别人好一点，我就挺骄傲了，不要试图太完美。我们对事情的态度和对人的态度都是如此。不能急功近利，今天你赚了钱，我就用你，明天你不能赚钱，我就开除你了。我们投资的很多项目都以五年和十年作为单位。比如东软投资办学校，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一个公司为什么要做学校。而我们的想法是，首先东软信息学院可以培养公司人才，然后，如果这个学校能够为中国社会培养优秀人才，他们走出去之后，也会为东软这个企业的品牌带来贡献。我会经常遇到外部要求我，让公司更加快速增长的压力，让我们更加高速地成长。但是我的观点仍然是，增长并不困难，但不能因为追求增长而忽略了对长远的投资。比如东软是不是做房地产也行？但是，你要明白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东软更应该做的还是去创造软件技术的价值。当你能够拒绝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就更加宽广了。

商业最初是我追求学术成就的一种工具，最后却变成了我创造价值的手段。商业事实上是为了为人们创造价值，无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提供服务，商业的价值是在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改变中体现出来的。

（作者系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本专题由本报与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