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还有谁记得叶戈尔·盖达尔？

将近20年前，35岁的叶戈尔·盖达尔是全俄罗斯最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一代新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以非凡的勇气终结了前苏联，结束了冷战，重塑了整个世界，那么盖达尔要扮演的角色，是将帝国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导向一条市场化道路。他的爷爷14岁时参加红军，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造就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是知名的共产党记者和菲尔·卡斯特罗的朋友。“盖达尔”这个姓氏在前苏联具备某种特殊的魅力——后来，叶利钦说，在选择他的内阁部长时，“盖达尔”这个姓氏对他的决定不无影响。但出生于1956年的叶戈尔·盖达尔却被亚当·斯密迷住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他将斯密的两本书奉为自己的最爱。萨缪尔森、李嘉图、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也都是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书时最熟知的经济学家。

1986年，30岁的盖达尔和同他志同道合的一群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的蛇山聚会，在一个破旧的疗养院内讨论经济学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个团体就是后来主导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青年改革派。当然，1986年时，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热衷于围着燃起的篝火，一边享用美味的羊肉串，一边同自己的朋友讨论这个国家必须采取的改革方式。可是这群年轻人与众不同，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在内心深处明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怎样的改革方式，同时坚信他们能够影响历史，改变国家和亿万人民的生活。盖达尔在研讨会的结尾说，刚刚结束的研讨会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这群仍然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将会掌握苏联经济，改变它的计划体制，让它高速发展，他们将会身居高位，尤其是他和红发的丘拜斯；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将会因为自己的理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

1991年11月5日，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电话宣布刚满35岁的盖达尔将成为总统叶利钦的最高经济顾问、财政部长和政府副总理。叶利钦决定将这个国家的经济交到以盖达尔为核心人物的青年改革派手中。这个秃顶、圆脸、个头不高、个性柔和的年轻人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机会去改变整个国家，使其脱离经济不振和物质紧缺的轨道。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人们熟悉到几乎要将它遗忘，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青年改革派为俄罗斯设计了后来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路线。他放开了价格管制，尝试唤醒俄罗斯人身上潜藏的企业家精神，而后来的总理丘拜斯则设计了私有化改革方案，不情愿地制造了我们称之为寡头的经济巨兽。

2009年的12月16日，53岁的叶戈尔·盖达尔因病逝世。去世之前，他就已放弃了直接介入政治的努力，相反，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名政治题材的作家和经济转型的研究者。在2007年出版的《帝国的消亡》中，他试图提醒俄罗斯人民不要沉醉于对往昔帝国荣光的幻想之中，“帝国作为强大的君临其他民族之上的国家这一概念成为一种产品，有如可口可乐或纸尿布一般易于销售……很容易激起对业已沦丧的帝国的怀旧之情”，而事情的真相是，“关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被异族敌人葬送的传说乃是危害国家未来的神话”。

如今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告别革命甚至告别激情的年代，以至于当我们再提到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名字时，会产生历史惊人的遥远的感觉，尽管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过去20年内发生的事情。他们曾经是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年轻人，在一个充满无尽变数的国度，闯入了一群由昏昏欲睡的老者和顽固到不肯面对现实的固执者把持的权力中枢，开始迫不及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具备的野心，也从不顾忌可能遭受的攻击，他们拥有明确的目的，也为自己设定了清晰的路径。

今天我们可能怀疑这群当年不到40岁的年轻人，也就是全世界媒体称呼其为“青年改革派”的年轻人们对这个国家采取的手段和措施究竟是否妥当。人们争论着他们是断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将公有财产拱手让与寡头的媚外的经济学家，还是让这个国家终于走上经济发展的正途，缔造出中产阶级和财富精英的爱国者和改革派。但是历史上那些正在成长的变革者们毫无疑问都曾经被人这样质疑过。历史只是还没有足够长。

富兰克林·罗斯福凝聚在自己身边的新政派在一段时间内被两党共同鄙夷，在前往哈佛任教的途中，25岁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宣称自己曾在华盛顿为罗斯福工作后，同桌就餐的绅士们纷纷离席。约翰·肯尼迪聚集在白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一群纨绔之徒，而不是美国的一代新人。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这些年轻人们都向往开拓一片新边疆，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往往高唱变革，期待自己能够引领自己的国家和时代。他们前途无量，时间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代表着正在展开的未来，而未来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的作为。

如今我们要把目光投射到中国的新人身上。六十年的政权建立时间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间，巨大的成就背后是时代人物的年华老去。菲利普·罗斯冷酷地写道，年老不是一场疾病，年老是一场大屠杀——他不是以年轻人的自得去这样写，而是以一位年老者的自省这样说。曾经引领风潮的人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去，而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们最意气风发的时刻——我们记得北岛大声朗诵道“我不相信”，崔健双眼蒙上红布高唱“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歌声仍然回荡在耳边，周其仁仍然是那位用文字击败电信垄断的才俊，张维迎还在呼唤企业家精神，而柳传志高兴地宣称联想 “是黑人穿西装”，要穿得好看。他们的地位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中得到确定，他们也如愿把这个国家导入到一条新的运行轨道。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和时代，跟他们的变革努力息息相关，他们享受荣誉，也承担抱怨。而如今，火炬也已经传到新一代的年轻中国人手中。

在他1961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朗声说：“希望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能同样地听见我此时此刻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了新的一代美国人。”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然逝去，我们要看看新的一代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好火炬的准备。

这些不满40或者刚刚满40岁的中国人，在他们心中仍然存留着对政治灾难的记忆，即使并未经历过，他们对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也并不陌生；他们也是随后的政治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们能够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他们目睹过邻国的崛起，他们知道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如何变成了现代化的经济区；他们亲自参与了经济改革，其中很多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且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他们还亲身体验了全球化与互联网革命，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不久的过去还经历过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们对灾难、危机与繁荣都不陌生。

在他们前辈们的身上可能仍然能够看到历史的阴影，意识形态留下的烙痕仍然存在；可是这种影响在他们身上已经被最小化。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渐消逝，除了那些年轻的意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学会了去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也在消逝。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作用于国家与社会的最有效方式。

他们接受过的教育让这些年轻人中的商人开始谈论公司管理和董事会架构，也让他们认识到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他们中的很多人整天口头上还会挂着创新和创造力这样的名词，他们为自己在商业上寻找的榜样是诸如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美国式的企业家英雄。这些年轻人中的知识分子则开始谈论公民社会，他们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思想脉络都不陌生，他们从其中得到营养并且寻找自己的导师。其中的艺术家、电影导演、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和运动员则得到了更加宽阔的舞台，如果说这一代年轻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行业的精英仍然在为赢得国际认可而努力，那么这些以无国界的语言进行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则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全球性的尊重，他们是中国创意阶层崛起的代表人物。未来的中国取决于这些人在未来所能取得的成就。他们享受了前辈开创的繁荣，得到了前辈们以莫大的勇气和牺牲为年轻人换回的机会。如今，未来的繁荣取决于他们，更年轻的中国人的命运和将得到的机会也同他们相关。他们理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分享了财富和繁荣。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叶戈尔·盖达尔和他那群年轻的朋友，别急着将他们变成历史书上没人爱读的一页。没错，我们已经告别了革命的年代和激进变革的年代，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珍惜他们身上那种不畏惧做出改变的勇气，以及敢于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的勇气，即使我们是在用更加柔和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在面对我们的现实中国时，我们以及这些我们选中的中坚阶层必须一起承担变革的责任和变革的后果，而不是去抱怨变革的障碍。我们继承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将之变成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我们的进步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