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汪言安 11月9日，以开胸验肺的悲壮行为而备受关注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结束了在北戴河疗养院的治疗，回到老家河南新密市刘家寨镇。

回家以后张海超买了电脑，每天上网浏览关于自己的报道和帖子，但只看不回，因为他不太会用电脑。临近年终，采访的预约电话不断。

“我也没把自己当什么名人，当初我选择开胸也是无奈之举，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将慢慢回归我的生活。”12月16日，在北京西三环的一家宾馆里，刚刚接受完电视台采访的张海超对记者说。言语轻柔，表情轻松。

2004年8月，张海超顺利进入当地一家以生产硅砖、耐火材料为主的工厂上班。

由于厂里工人流动比较大，同事对张海超印象并不太深。“很安静，有点内向，只顾埋头干活，下班就走，本本分分的，”一位原来的同事回忆说，“根本就没想到，他会选择这种激烈的方式，还一举成了名人。”

“那个厂子在我们当地还挺有名，能进去还觉得挺不容易，虽然每天都在机器轰鸣和粉尘满天中度过，也没有觉得有多不好。”张海超说。

甚至在2007年10月张海超离开这家厂的时候，他对这个厂的印象还挺好，没有拖欠一次工资，每年专门安排他们做一次体检，当然也从来没有检查出毛病。“那时还觉得自己身体蛮好的。”张海超说。这期间他结婚生女，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早在2006年9月，一个也在这家厂里上班的同村人被诊断为尘肺病二期，半年后死亡。老乡的死并没有让张海超警觉，只是心里隐约有些担心。几个月后，单位照例组织体检，没发现什么毛病，张海超隐约的担心很快就过去了。

2007年8月，此时正好是张海超在这家工厂做破碎工整整三年。张海超身体第一次出现咳嗽症状，咳嗽时胸闷得慌，到诊所去看，大夫就当感冒给开了药。

“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想那么多，吃医生开的药，咳嗽好转了一点，10月份就从这家厂里辞职了。”张海超回忆说。

“平常就不怎么起眼，离开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张海超的同事说。

直到今年年初，张海超才知道，2007年1月体检时胸片的结果就显示其肺部“有异常”，由于体检结果并不直接交到工人手中，张海超对此毫不知情。

2007年8月开始的咳嗽一直没有好转，“一咳嗽，医生就开止咳药，一发烧，就当感冒打点滴，断断续续搞了一年半，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工作也感到非常吃力。那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去其他医院看病的时候，拍的片子都显示双肺有阴影，排除了肺炎，也排除了肺结核，有医生知道我在耐磨材料厂干过破碎工，提出‘尘肺病’的诊断意见。”张海超回忆说。

但这些医生都拒绝给张海超开治疗尘肺病的药物，“虽然一瓶专治克矽平的药才几块钱，但是没有专业机构的确诊结果，医生是不会给你开这个药的。”张海超说起那段经历表情还很痛苦。

明明体检有问题，但每次企业通报体检结果都是“正常”。此时的张海超已经被病痛折磨了两年。这个内向安静的小伙子被企业瞒骗的行为激怒了，他决定先确诊再索赔。

当张海超前往郑州市职防所求诊时，以前所在的公司拒绝出具张海超的职业健康监控档案等相关材料。而这些材料是做职业病鉴定所必需的，缺了这些，职防所拒绝作诊断。

“你啥时在这儿干过活儿啦，我都不认识你。”公司一名负责人回复说，此后更是闭门不见。后来，有医生建议他去查以前在那家工厂的体检胸片。

2009年1月6日，张海超来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他第一次看到了2007年拍的胸片，并将其借了出来，所有的医生通过这张胸片都认定张海超得的就是尘肺。但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只有当地职业病防治所才能出具确诊结果。

张海超无奈走上了上访之路，这位倔强的年轻人觉得自己非得要个说法不可了。他把与职业病有关的单位——劳动局、卫生局、防疫站、职业病防治所、信访办都跑遍了，有的地方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去。“因去的次数太多，信访办的人看见我，大老远就把玻璃门关了。”张海超说。

在这期间，新密市的市委书记先后接访了他三次，也没有一个妥善的结果。妻子和父母开始劝他放弃。

“那个工厂一年能给当地政府纳很大一笔税，政府还不帮着他们说话，”邻居们议论说，“鸡蛋碰石头，咋碰得过？”

这期间，张海超还专程到郑州、北京等地的大医院求诊。几位职业病诊断专家都认为张海超患的就是尘肺，但由于医院没有确诊资格，只能作出“疑似尘肺”的不确定性诊断。

回到新密，他选择继续上访，最后的结果是，市委书记亲口对他说：“你也别纠缠了，也别要材料了，单位不会给你出。我先给你走后门，你先去诊断吧。”于是，他带着市委书记的承诺在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完成了诊断。

但职防所的确诊结果却让他吃惊，职防所作出“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的诊断后，还特意建议他“进行肺结核诊治”。

“为什么明明是尘肺，还要按结核诊治，这不是误诊吗？”张海超隐约感到这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原本，他已经向郑州市卫生局申请鉴定。但职防所的几名工作人员都劝他放弃鉴定。其中一个人说：“想推翻我们那个结论，你是不好办的。”

“后来我这才发现，鉴定委员会与职防所在同一栋楼里。”张海超开始怀疑鉴定委员会的公信力。

在苦闷了一段时间后，张海超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正常的路实在走不通，我就去让医生打开我的胸，我把胸都开了，看谁还敢说我不是尘肺病。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和父母，遭到了他们坚决的反对。这两年来，由于四处看病，不仅花光了积蓄，还背了一身的债。“我没想那么多，我很清楚，尘肺病如果得不到治疗，最后只有死路一条，反正都是要死了，何不再挨一刀，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尘肺病，就是死也值得了。”张海超说。

张海超承认 “当时执拗得有些孤注一掷了”，但更多的是强烈的求生愿望。他说，“我才28岁，我要是不在了，孩子还有我这个家庭怎么办？”

随后张海超拿着那笔准备去做鉴定的7000元钱，在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肺活检。

开胸手术后取出了两个样本，肺检结果显示：肺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聚集伴炭木沉积并多灶性纤维化。主刀医生程哲在张海超的出院证明上写道“尘肺合并感染”。

7月26日是个转折点。“开胸验肺”事件经媒体报道后，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邀请河南省职业卫生专家进行分析、会诊，推翻先前的诊断，明确诊断张海超为“尘肺病Ⅲ期”。

随后的事情都朝着有利于张海超的方向进展，全国的媒体纷至沓来，他也如期获得了来自企业的职业病赔偿金，和他一起被媒体关注的另外四个工友也获得了相应的赔偿金。

连日来，张海超一直在关注深圳百余农民工为争取尘肺病检查而艰难维权之事。这些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工人，由于在工作中长期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被疑患尘肺，但因无法提供工作证明和劳动关系，至今鉴定受阻。

现在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尘肺病病人来到张海超家，或者打电话向他咨询维权的办法，还有很多人表示要“开胸验肺”，这也让张海超感到紧张，“不能都来学我啊！”他说。

“看看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有着相同的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的人，一边为自己庆幸，一边为他们揪心，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和帮助他们，”张海超说，“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他们做点什么。”

有人建议他去找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向中央高层呼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对此，张海超有些疑虑，“我其实对法的研究不多，自己也没有什么专业见解，就算有人愿意帮忙呼吁，怕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还有人建议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建一个职业病人维权的网站。甚至有人告诉他，只要他想做，资金都不是问题。“这个想法倒是挺好，可我的电脑水平太差，还是需要先学习操作吧。”张海超不讳言其顾虑。

回到家乡后的张海超隐约感觉政府部门对他经常与媒体交往的做法不满。张海超的朋友提醒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该赔偿的已经赔给你了，不要再和记者搅在一起了”。

张海超没有停止思考。他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职业病病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执法者的专业精神出了问题。

“我得了尘肺病是不争的事实，但职防所的那些专家们就说不是，难道真是他们的水平不行？我们不去怀疑他们与企业之间是否有利益关系，至少没有专业精神。”张海超感慨说。

另外一个问题也让张海超感到困惑，“确诊尘肺病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患者在这期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或许等到确诊的时候，病重的都已经死了。或者由于治疗的延误，拿到赔偿也不够治疗的费用。从这点上来说，政府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救济的政策，让职业病人在漫长的维权路途上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避免更多的悲剧。”

张海超说：“每一个职业病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家庭的劳动力，他们垮了，一个家庭也就完了，都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数千万职业病人，这不是小事情啊。”

关于职业病，还有很多困惑，张海超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关注职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