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郭娟/文 自古文人穷的多。

郁达夫因为在小说《沉沦》中大胆直露地宣泄他弱国子民的性苦闷而一举成名，在五四后文人群中算得上是畅销作家了，小说、散文、日记都有出版，却还是缺钱，常在文章中诉穷。他给夫人王映霞的信中，也常有“商量柴米分排定”的生计打算。抗战中，穷愁日子更是不容易，王映霞在一封信中诉穷，郁达夫竟气恼地在这封信的背面大字加批，斥之无理，不该写这样的信，还将信寄还王映霞，让她“自己看看”，反省反省。全忘了当初两人定情时他自己做诗，什么“偕隐名山誓白头”，“为君先买五湖舟”，买舟，也只能改买“粥”了。也忘了他自己不是也在信中抱怨商务印书馆算稿费要扣除标点和空格。

丁玲与胡也频，加上沈从文，萧军与萧红，成名前做文学青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更是经常的。看萧红的《商市街》，看她写饥饿，就知道她是刻骨铭心饿过的。

当时文人单靠著文就能维持生计的不多，可能只有鲁迅这样的大腕才能做到。即便是鲁迅，早先也有经济上的不自由。与许广平在热恋中分开，去厦门大学教书，就有经济上的考虑，想多攒几文钱，用于日后两人的生活以及赡养母亲、前妻。在上海，鲁迅以写作为生。他夜里写作，凌晨睡去，十年里除了卧病，夜夜如此，勤劳一如农人。他自奉颇简，家里备有两种香烟，较贵的招待客人，便宜的自己吸。所以，当国民党严格设立新闻出版检查制度，鲁迅更换无数笔名，以 “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东奔西突地逃文网，其内心承受的压力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的、生计的。

相对而言，诗人徐志摩因为有一位富爸爸，日子就过得舒服多了。这位富爸爸对自己的独子也舍得投资，送儿子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且不提，单是请梁启超收下儿子做弟子就破费了一千块银圆作为贽礼，这个数目是很大的。不过，这个钱花得也很值。要知道，梁启超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声望是无人可及的。做梁启超的弟子，等于是富爸爸用重金将徐志摩托举到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最高平台上，起点就高，当然有利于日后发展。而且作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他们那个新月社，与他的富爸爸和一银行家黄子美出资搞的聚餐会以及后来黄子美又搞新月俱乐部，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才有徐志摩写文章来“撇清”——神经敏锐的先生们对我们新月社已经发生不少奇妙的揣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社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是过激派。这一段文字恰好如实地说明了新月社绝不单纯是个诗社或文学社，或欧美同学会，新月社的成员中的确有当时中国社会政经两界的精英、名人。徐志摩就住在新月社，一班朋友经常聚会，研讨学问，品评诗文，议论时政，饿了就叫雇的现成的厨子开一桌。演剧听琴，新年办舞会，元宵节有灯会，活动是蛮多的。社员自然要交费。

与20年代新月俱乐部相比，30年代革命文人常去的 “革命咖啡馆”虽然时尚，却透着洋快餐的寒酸。像周扬、夏衍等职业革命文人，自然是更穷的一伙。“左联”办杂志，有时是要向鲁迅、茅盾这些左翼的文坛大佬们募捐的。

所以怎么看徐志摩都的确是当时文人中的富人。不过这个富文人花销也大，特别是娶了一个会花钱的陆小曼之后，就常常入不敷出。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只好多兼课，贴补家用。他还曾帮朋友卖房产，做中介，赚取佣金。1928年去美国，他带了许多古董和玉器，准备出售了，发一笔财。

不过更富的还要算是邵洵美。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台湾巡抚、湖南巡抚，他的外祖父是跟着李鸿章办洋务、当过慈禧太后的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官商之家，祖产自是甚富。邵洵美有个本家长辈，兴致来了可以把一家书店的书统统打包买走，之后也不知道读不读；还有个亲戚一高兴从庙里请个巨大的菩萨像，费尽周章运回家。而邵洵美是拿祖辈的钱玩文学，玩得很大。他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结交文坛友朋，经常做东请吃饭，号称“小孟尝君”。与徐志摩、郁达夫都是常来往的朋友。新月书店后来难以维持，邵洵美还曾出资试图中兴，搭进去不少钱。后又开办时代印刷厂，出版书报杂志。他曾斥巨资从德国买回当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制精美画册。解放后，这套设备卖给了人民日报社。到了新社会，邵洵美差不多把家产都玩光了。比起他那大家族里吃喝嫖赌的亲戚们，邵洵美总算把钱用到正地方了。但在当时，邵洵美可能是太招摇了。自己拿着祖辈的钱玩文学也就罢了，却不该写文章讽刺穷文人，轻飘飘地说文人所以为文人，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无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

于是惹恼了鲁迅。鲁迅有好几篇文章是针对邵洵美的。他说，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压迫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这首先是出于鲁迅的立场和当时所受到的压迫而发出的愤懑之声；其次他说，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鲁迅毫不客气地明确判定邵洵美的诗不怎么样，金钱可使鬼推磨，却不能帮助你写好文章。后来鲁迅还进一步奚落用钱捐做“文学家”：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

近些年来，研究者、出版界对于邵洵美在文学、翻译以及出版领域的成绩越来越关注，邵洵美千金散尽，还是玩出了一些名堂。

(作者系《新文学史料》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