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经济学的内部体系划分中，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精确和数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这从来没有让经济学家畏难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学校长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个好例子。

塔贝里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但近年来学术旨趣不断向政治经济学转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11月开始任该校校长。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上，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你认为制度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塔贝里尼：人们通常的共识，同时也是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迅速的发展，就应该拥有运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产权的各项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着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统，不滥用权力，侵夺私人的产权。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判断良好的制度和产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人们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什么样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这方面的争论就比较多了。

大体而言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制度的关键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来确保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另一派则认为，单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社会还必须经历一种文化革新，才能促进那些足以保障产权的权力机制。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更强调哪一方面？

塔贝里尼：我的观点是，也许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对于让制度发挥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现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市场体系，等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才进行政治改革，使政治体系更为高效。二者应该分开进行，而不应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只有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保护私人财产，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

从政治史来考察，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选举权的扩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也是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体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观点是，不应该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应该努力培育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言论自由和法治，以最终促使政治变革的实现。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仔细研究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欧洲其他较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不同，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结论。在你看来，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塔贝里尼：我认为最主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方面，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的繁荣旺盛，就应该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区文化，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促进政治和文化宽容，保障各项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上述这些良好的价值观，也需要由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和促进。如果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历史上存在着长期的独裁统治或外国占领，使当地的国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长时间里，当地都会存在一些文化问题，包括民众之间相互猜忌，以恶毒的态度对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就是如此，这种遗留症几百年都没有消退。

由此可见，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演化和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应该通过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机制成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如果一个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产生两方面的恶果，不仅损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时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有时则是源于各种复杂的、难以言明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个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这个过程的难度？

塔贝里尼：这的确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广泛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教育，改变人们的头脑。第二，要让人们畅所欲言，废除一切限制言论的措施。第三，要让民众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保持开放的思维。

我认为中国等国家现在拥有一个欧洲所没有的优势。现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自由社会，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开放的辩论，而中国等国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开放，实现信息与观念的顺畅流通，就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各种思想与政治资源，为己所用。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民主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吗？

塔贝里尼：一些证据表明，与拥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比，纯粹的专制国家的经济成绩要差得多。不过这也许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个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并不一定就会让它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所以我还是持有刚才所说的观点：先建立完备的、可持续性的产权和市场机制，再推进政治体系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两个过程截然分开吗？

塔贝里尼：我所说的这两个进程之间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说在彻底完成一个进程后才能开始另一个进程。从中国的现实来考察，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杰出的、惊人的。为了使经济在未来走上更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也许应该再接再厉，使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出口转变为国内需求和消费。而促进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给予民众更多权利，也许可以加快这个转变过程。

经济观察报：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自由化进程？

塔贝里尼：中国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为了配合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也许还应该加快汇率机制的转变。因为在继续保持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之下，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国实行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既保持固定汇率，又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中国能使汇率机制变得更加灵活，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另外，如果中国能将政治制度进一步自由化，那将推动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和福利国家制度，从而促使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