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通过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爱辉-腾冲）来了解这个国家，但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其所想象，这在作者行走三峡和陕西以及其他地方时，似乎也是一样，传统已经断裂，混乱的价值观无处不在，他既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

定价：32元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之）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向南方(二）

七 白城的错觉

在五大连池，我住进了一间完美的符合夫妻店标准的旅馆，丈夫有着憨厚的脸庞和结实的身体，喜欢光着上身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他开一辆绿色的奇瑞车，负责买菜和送客人去车站，妻子穿着有点不合身的牛仔裤，脸上总挂着点不好意思的笑容，仿佛欠了你些什么。两层的旅馆的第一层是住宿的，共10个房间，其中一间像教室那么大，放着8张床，床单雪白，像是电影中战时医院的病床，只是不知上面是否睡过海明威式的人物。二层则是地质博物馆，它作为福利的一部分对住客免费开放，只是很少有人问津。一整夜，我的旅伴都在警告我，这对夫妇让他想起了美国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他们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背后隐藏着惊天的秘密，或许楼上的博物馆里就有不知名的尸体……当然，我们是安然离开的，谋杀案没有发生。

我路过了大庆，并被这座城市的傲慢所激怒。我没有采访一个具体的人，觉得整座城市都是一个人身影的延伸—他就是王进喜。在茂兴镇的衍福寺里，我坐在一个破旧沙发上，昏昏欲睡，几只不安分的苍蝇在我四周飞舞，轻微地打破了那种黏稠感。那是中午，除去两三个同样昏昏沉沉的卖香火的老人，寺庙里空空荡荡，不知那些僧人去了何处。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大雄宝殿里各尊佛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谁掌握现在，谁又能控制未来。但我喜欢那些佛教音乐，吟唱者口齿不清却自成曲调，仿佛另一个版本的周杰伦。

我对于白城一无所知，在中国的地图上，它处于吉林省的西北部，也是黑龙江、内蒙古的交界处。选择它作为旅行之地，纯粹因为它的名字，在蒙古语里，它是查干浩特—白色的城堡，好像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出版的一本同名的小说。这个有点神秘感的名字，还催生了我不恰当的想象力—我在这里会发现草原与平原的交接地带，或许还是一座草原之城，我将看到草甸在城市的中心生长，还看到芦苇荡中的白鹤……

我立刻就发现自己错了。我住在吉鹤宾馆，但白鹤仅仅是门前广场上的雕塑，吉鹤宾馆旁边则是科尔沁宾馆，但真可惜，科尔沁草原还要向北100公里。

出租车载我在城里兜了一圈，我看到了高大、豪华而不和谐的法院和政府大楼，经过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的夜总会，一条步行商业街，连成一排的餐厅和练歌房……这看起来像是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我在它的空气里没闻到历史或自然、亢奋或不安、傲慢或愤怒，甚至一点小小的自得也没有。在傍晚的广场上，人们在跳舞，但是敲锣的老人却面无表情。

第二天上午，我在酒店的商务中心和对面的那个个子高挑的姑娘说话时。她重复了昨晚司机的话：“白城没什么特点，就是风大。”她的脸有点平坦，因为浓妆而略显苍白。当她不说话时，那丝显著的厌倦就挂在嘴角上。她正在专心地阅读一本书，我从侧面看过去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

“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吗？”我问她。她嘴角的厌倦立刻消失了，转而变成了兴奋：“怎么没用，我虽然不能很有钱，但我看的这本书可能帮我获得财务自由。”

“那么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什么？”

“创业呗！自己创业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上班了。”

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前来打字的客人终止了，刚才还沉浸在“人人都可致富”的梦想中的姑娘，又回到了现实中，那丝生动又冻结起来。旅途中，我总是碰到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容颜比周围人出众一点，却没出众到足以改变她们生活的程度。她们不安于现状，却又不知道或者不敢打破生活的惯性……

整个下午，我和朋友在白城里无目的地闲逛，没有明确的方向。我看了拆迁的老房子，抗洪抢险的纪念碑，废弃般的新兴工业园区，一个早已干涸的天鹅湖，一座空空荡荡的寺庙。白城给我的压倒性的感受—它重复着所有的中型城市的节奏，在中国巨大的变迁中，它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它没有明确的资源可利用，也没能寻找自己的独特性。

八  来不及回望的大同

我带着种种预设来到大同，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如果没有直通车的话，我们起码还要多花三天时间。 
大同是煤炭之都，这黑色块状物曾经是区分人类的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如今它是驱动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还是人道灾难的来源之一，死于矿难的人数一直难以真正考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主、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条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尽管它的价格据说已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关于大同的第二个传说，是它的卖春传统。从前，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了洗浴中心、娱乐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北京的“后花园”—便捷、清洁、廉价。 
我期待看到被污染的天空，那些超载的装满了煤炭的大卡车，还有满城的灯红酒绿……大同比我想象的破败得多，似乎从煤炭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转化成任何可见的城市建设。 
大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时间已是上午10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向红旗广场走去，拥挤在街道上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好像是星期日的北京王府井。人口的密度提醒着我地域的变化。之前10天，我一直在东北，已经习惯了空旷与疏离。东北人在酒桌上的热情可以理解，他们在寒冷中成长，目里所及经常是空旷的田野和大街，他们需要用短暂的热闹与喧嚣来冲淡平日的寂寞，用酒精来抵御肉体和心理的寒冷。但现在，我到了山西北部，尽管它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塞外，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的交接之地，但它所受战乱不多，山西的人口稠密在元明两代就已非常著名，所以才有了洪洞县大槐树的典故。人口的密度造就了城市，决定了它的繁荣程度，鼓励了贸易和技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让我们回到街头的人群，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两人对阵的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在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涵着思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带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点发茬。“这是混得好的装扮”，一位本地人后来告诉我。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我觉得全大同的人都拥挤到了这里。中国的城市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产物，它们都有类似的中央大街、人民公园、纪念碑，当然还会有至少一个广场。在很多城市，它即使在最适合散步的傍晚也是空旷的，因为光秃秃的广场上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虚空。但在大同，红旗广场却是真正的乐园。我必须不断改变行进的路线，才能绕过奔跑的人。广场本身乏善可陈，它的三面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面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个小型的人民大会堂，方方的形态、粗大的柱子，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其中最醒目的是“大同云冈旅游节”的横幅。在过去的7年中，8月的旅游节是大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这个城市试图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努力之一，云冈石窟、悬空寺理应从历史尘埃中摆脱出来，为今日的大同作出崭新的贡献，就像广场边的华严寺门口的那条横幅，“一切为了发展”。与类似小型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相对的是一座雕像，一位将军骑在战马之上，他是战国年代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九龙壁和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我对于历史既爱又恨，它给予了我衡量当下的参考坐标，但又可能使我丧失了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把握能力。当遭遇到历史过分丰富的城市时，我反而陷入了失语，能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开始，这时我就想起了亨利·福特的名言，“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 
此刻的红旗广场上也是如此。你来不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有效的游戏方法，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在广场上被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一个28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头王”，一天能卖出3 000个兔头，每个月净赚10万元，真不知道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九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

“那是条很长的走廊，推开门，看到腾腾的雾气，”小左回忆起那个下午，“他们都抬起头看着我，洗过的人是赤条条的白色，而没下水的人则是黑色的，还有半黑半白的。”那时，我们正在大同南山一家国营煤矿矿区的公共澡堂门口，它正对着云冈石窟佛像雕塑，被岁月、风沙、雨水侵蚀的石窟流露着说不尽的沧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残损的佛像，在洞窟内散发着忧愁，但曾经它们蕴涵着人们对于极乐世界的渴望。 
被刷成天蓝色的公共澡堂的外墙让我想起了集体主义年代。我在门口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小左则进了澡堂。他是同行的摄像师，面色微黑、头发短促却柔顺，一顿饭能吃三碗，他有一种强迫症式的好奇心与记录欲，似乎不按摄像机的录像键或照相机的快门，就不能证明自己。他带着照相机走进澡堂，看到了他描述的场面：“整整一分钟里，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没人问我来看什么，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刚才的老矿工为什么那样。” 
一个小时前，我们坐在一个退休的老矿工的家中。那是一片贫民窟式的房屋，依地势沿低矮的丘陵而建，大约六七十户人家，房屋前面是一个宽而深的土坑，也是这个聚集区的垃圾场，零星的野草点缀在垃圾、荒土和乱石之间，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在两排房屋间的走道里碰到那位姓孙的老矿工的，他正拿着小板凳要到前面的空地上，那是居民活动区，老人家们在这里下棋、打牌、扯闲天，而小孩子则在四处奔跑，大声叫着爷爷以吸引长辈的关注。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奇特的。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你都会看到街角、房屋前正在发呆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麻木和空洞，似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刺激与兴奋早已逝去，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生命终结那一刻。但是矿区却不同，他们或许更为悠闲，不下井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些无所事事的白昼肯定很无聊，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但那些漠然的表情里却有着特定的镇定，他们的表情和姿态，适合于被拍摄，那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质感。 
“我是1965年下矿的。”这个姓孙的老矿工把我领到他的家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家由两个房间组成，两个大炕各自占据了主要的空间，他的老伴在外屋的炕上正在缝被子，光线昏暗，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充满热情，把一个被茶垢染深了颜色的玻璃杯递给我，里面是新沏的茶水。里屋里的窗台与炕上放着十几盆花，一面墙上的陈旧挂历上是毛泽东的画像，对面墙上则挂着一个印有王力宏的手提袋。我和老孙盘腿坐在炕上，脚边是散落的扑克牌。 
老孙的山西话我几乎听不懂，山西口音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开始怀念在东北的旅行了，那里空气清新，东北话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愚蠢得要命：“第一次下井时，你害怕吗？”“怎么不害怕。”老孙说。 
小左把摄像机架在老孙面前，另一位同事开始提问了，我松了一口气，她是个纪录片导演，知道如何让对方在两分钟内放松下来。谈话进行得时断时续，很多时候突然性的沉默出现在空气里，除去听不太清楚，老孙的谈话信息也是碎片式的，你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谈话进行了10分钟后，老孙的老伴突然开始说话了：“不知道，就不要说。”她的声音穿过了两屋之间的窗口，入侵到这个屋的谈话中。这种情况开始愈来愈严重，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刚说出问题，他老伴的回答就接踵而至，和老孙的回答形成了一个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她的出言是否定性，以终止这场谈话为主要目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她再三地重复这句话，双手仍在熟练地缝被子。她对我们的摄像机充满不信任，而且我们问起了煤炭工人的现状，他们的旧房子什么时候可以拆迁，很显然，这些像是敏感问题。老孙一开始还苍白地辩解，但很显然他的声音没有她的尖利，也没有她富有权威感，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欲说还休。我们忍受了一段时间静默，最终离去，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打破了别人生活的平静。 
这是次失败的谈话，事实上，旅途中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通过书本来理解世界，书中的语言是富有逻辑的，拖沓时，我就一跳而过，在大多数时刻，它的每个段落、每个章节都会指向某一个结论或者拥有具体的意义。但在旅途中，我只偶尔碰到富有逻辑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刻，思路不那么清晰的交谈者用沉默、跳跃、离题来回答我，从不使用我习惯的书面语…… 
“你之前见到了太多的成功者。”小左对我说。成功者的标志之一，是他们能够面对社会表达自我。但除去小部分的成功者，剩下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需要表达，却被斩断了习惯性的方式。他们的沉默，他们迷离的眼神，还有他们低着头的小动作，可能比他们的语言更有效地诉说了自己。  
离开澡堂之后，我们前往可供游人井下探秘的矿井。已经晚上6点了，游览项目已经关闭。我们偷偷穿过售票处，穿过像北京地下通道一样的走廊，来到升降机前。这口井的一部分可供参观，但另一部分仍在作业。游人早已散去，我们看到了两三个矿工正在等待下降。 
“没什么危险的。”他们表情淡然地对我们说，然后就沉默了。他们脸上是厚厚的黑土，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在澡堂里再恢复成白色。一分钟寂静之后，升降机的铁门突然咣当一声地打开，他们钻进去，又是咣当一声，铁门合上了，它突然下降，向深深的地下坠去……

十 混乱临汾

我带着燥热来到临汾。长途汽车夜晚8点才从太原抵达临汾车站，我们钻进出租车，开始感受到城市混乱的交通。空气中秉承着山西一贯的肮脏，灰尘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难以呼吸。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鸣笛，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 
在漫长的时间里，临汾被称做平阳，是“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业的重镇。它更著名的渊源是，它是尧的诞生地，尧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和另外两位继任者—舜和禹—构成了中国最初的统治史，他们都被认定代表了华夏的黄金时代。 
我依稀记得尧、舜、禹的传说。我的旅行来到山西南部，中原地带的中心。说来奇怪，尽管我这一代人对“中原之地”耳熟能详，却很少意识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对于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它遵从的地理区域也先是东南沿海，或是江浙一带。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心来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则一直在江南。历史变化总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上海、香港，谁还记得临汾、商丘与开封？但当后者是华夏文明的兴起之地时，前者仍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堆。也因此，尧、舜和禹，就像黄帝、炎帝一样，是个总是被提及、却很少被说清楚的传说。甚至，只有到了临汾，我才知道尧曾建都于此。 
我用一晚上清除了旅途的疲倦，整个上午，都徘徊在临汾市区的尧庙广场。结果发现的不是对远古文明的悠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饱经战乱、天灾与人为纵火的尧庙当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断壁残垣、青苔野草。遗迹是个不断修复的东西，况且，中国的历史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除去万里长城，我们不喜欢帕特农神庙那种石头，而倾向于木头，它们美观、精巧，却经不起历史烟尘。 
眼前的尧庙是1998~2002年一连串扩建的产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单的被祭奠的建筑，而变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称做尧庙广场。它就像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公园或是街口的杂货铺，建造者费力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空间里，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廉价感。 
我先是在观礼台的广场上游荡，它坐南朝北，正对着尧宫。它是一个小型的“天安门”，殿内摆放着那种常见的廉价工艺品，它是“中国尧都民间艺术博物馆”，两个年轻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在同样微缩的广场上，摆放着几辆电瓶车，它们分别塑造成济公、火箭的模样，花上5块钱，你可以在广场上驰骋一下。然后，我又在尧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懒散的管理员会突然走到你面前，“给先祖敬香吧，30块的、60块的都有。”如果你拒绝，她就立刻恹恹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继续她们的聊天。这尧庙是她们的，而不属于游客…… 
    “旅游业是一个大蛋糕，关键是谁能将这块人人看好的蛋糕做大做强……”在付出30元的门票，买了一瓶热乎乎的冰红茶之后，我还买了一本蓝色封皮的《尧庙》的小册子，在它的序言里，当时的临汾市尧都区委副书记王天然这样写道：“我们的卖点就是4 500年中华文明的源头。”而书的编著者高树德则写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华夏之冠。如何将先祖们创造的‘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使华夏千古文明浓缩在尧都，浓缩在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经典中……” 
一切变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与历史情怀无关，它只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它与大跃进式的坏品味相连—拜多年的标语化、好大喜功的美学观念所赐。贯穿广场的尧都大道有40米宽，两边的景区除去“天安门”，还有缩小的“天坛”，有尧、舜、禹三座宫门，有用水泥制成的立体中国地图……广场建筑处处夸耀它的规模，21米高的汉白玉华表，长达百米的、花岗岩铸就的千家姓纪念壁—它不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长城造型，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三门鼎立象征了尧、舜、禹，主门18米高，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门”…… 
我在40米宽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这并非特别节日，大道上空空荡荡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再花50元门票进入那个华门，它四周飘荡的红旗早已褪色，丝绸的边角早已残破。摆设在尧都大道两旁的摊位和这些宏大的建筑一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此刻的精神世界。一个又一个摊位提供了每一个城市雷同的消遣方式，气枪打气球的游戏、小吃摊、盗版书籍与音像—在那儿我看到了几乎全部是玄幻、武侠小说，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还有《我偷了二嫂》这样诱惑人心的光盘名称……那个微缩的天坛被命名为“幻觉动感の屋”，中文的“的”字被换成了“の”字，而且在说明里特意提及，游戏来源于“日本株式会社”，我甚至看到了一艘仿制的军舰矗立在华门前……一位叫刘群良的僧人还给我算了命，但是他的个人简介上却印着八卦图。“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他对将信将疑的我说，并确信我“天赋敏感，也可以预测未来”。只要付给他三万元，学习一年两载即可。我婉拒了这个前途无量的工作，付给他10元钱离去。 
尽管我早已熟悉这一切了，今日中国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不协调。但如此大规模混杂仍叫我有点吃不消。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 
离开尧庙广场后，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幅广告牌是“纽约?纽约”和“台北新娘”的婚纱摄影…… 
“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了，传统早已割裂，我们是个无根的民族，精神一片荒芜，伪造出的传统只加剧了我们的虚伪，凸显了我们的空洞与脆弱。”这种感觉在当天下午我前往洪洞县时同样明显。

十一  遗忘的力量

我总是在阅读，一本书，一张报纸，甚至洗发液的说明书。“这是懒惰的标志，”我经常提醒自己，“你期待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思想占据你的头脑，这样你就省却了独自的思考。” 
我在书籍里成长，这是个便捷却懒惰的方法，书本永远不会离你而去，但是一个姑娘，甚至一只小狗，都不那么容易把握。我怀疑自己选择在书本里成长，度过整个青春，是因为我太无能、太怯懦。 
在旅途中，我更喜欢阅读，似乎文字提供了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以抵抗旅途中的漂泊感。我期待自己像浮萍一样随遇而安，却从来做不到，断了线的风筝的命运是悲惨的，只有稳定和自由这对名词以孪生兄弟的姿态出现，一切才变得美妙无比。 
一路上，我一直在读简·雅各布斯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它甚至超过了我最钟爱的作家V·S·奈保尔的作品。我喜欢悲观的论调，确信乐观使人愚蠢。但就本质而言，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才会对眼前充满悲观，因为你知道，多么严苛的批评，多么暗淡的描述，都不会妨碍你内心对美好的期待。 
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论调，历史终究是会向前的，你的忧虑是杞人忧天……生活在此刻的人们，通常会忘记历史中的黑暗和绝望。我一直喜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句话，“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出生在19世纪末，并在1976年死去，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多么绝望的世纪，它目睹了自己国家被瓜分，充分体验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当他好不容易盼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又开始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巨大的饥荒……对他的一生来说，历史不总是螺旋式上升，身在其中他只会感到充满绝望，正如斯蒂芬·茨威格的自杀，他经历过美好的维也纳时光，却又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当他刚刚从中摆脱出来时，又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体性地屠杀犹太人…… 
我喜欢简·雅各布斯，是因为她陈述了这个事实，历史中其实充满了“黑暗的年代”。就像不同的人对半瓶水的判断，有的人看到了半瓶水，有的人看到了半瓶空。历史同样如此，有的人看到了不断的黑暗之后的光明，有的人则看到了在光明之后，总是陷入黑暗。 
简·雅各布斯提到了“遗忘”这一命题。回顾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多少辉煌的文明被掩埋在荒沙之下了。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中东曾经的辉煌，不都烟消云散了，没人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3?000年前，建造了如此辉煌的建筑，留下了如此灿烂的文明。 
当人们开始遗忘时，一切都会消失。在这次旅途中，我不断感觉到这种遗忘感。“我们是唯一延续的文明”，不断有人对我这样说，比之古巴比伦、古埃及，中国是个例外。但中国真的在延续吗？清朝的中国人、民国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真的还相似吗？ 
在成都的金沙博物馆，我看到了出土的近3?000年前的蜀国文明，他们工艺的精巧程度，今天都难以想象，今天的四川人断然做不出类似的成就。我翻阅民国作家李人的《死水微澜》，那个时候的成都人和现在一样吗？那个唐诗宋词、文人山水画的中国和今天的我们真的有关联吗？ 
一路上走来，我喜欢中国的辽阔，我也承认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蕴涵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你耐心一点，在他们淡然的表情之下，经常会有炽热的情绪。但是，我们精神的贫瘠、我们言行的粗俗，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严重，那种精神的断裂感是如此的显著。我愿意承认简·雅各布斯的“遗忘的力量”，文明经常因为骄傲而遗忘自身，就像我这一代遗忘了如何欣赏诗词元曲，如何与周围人和谐共处。传统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往往是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带来的—的话，抱有“存在即合理”的态度，我就和你无话可讲了。在一些历史阶段，所有事物的确有可能相互纠缠在一起，一起向下堕落。想想我们时代的不安全感，普遍性的对权力与金钱崇拜，普遍性的对精神生活的蔑视…… 
离开山西临汾时，我一直在想，别再用连续性、未来会更好来安慰自己了，如果几代人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处于文化沙漠中，我们就处于精神的黑暗时代，即使未来会转变，但那么多人已经成为牺牲品，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自序
向南方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卖气球的小余
有彩虹桥的巫山
不稳的生活、
陕西的新故事
从上海到西安
陕西的新故事
一个餐馆老板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煤老板的际遇
台湾素描
青天白日旗与福尔摩莎
躁动的夜晚
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寻找自己的故事
台南的老人
变动的时代
对话江丙坤
醉酒的高信疆
一颗坚硬的石子
激越的岁月
刺杀者
桐城的吴越
被遮蔽的陈独秀
从秋瑾到章子怡
钱穆的中国
他们是哪家公司的
失落的一代
小镇青年
老黄与小黄
非洲小镇的8月8日
他们的海德堡岁月
武大往事
无根的丹青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嗨！Ju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