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3月7日上午，某省人大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后接受媒体采访。在半个小时的问答时间中，我多次举手，多次请求新闻官让我提问，但最终也没能获得提问的机会。

该省一家省内媒体、两家香港媒体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包揽了提问。我清楚地看到，他们中的几位是在照着纸条念问题，纸条是新闻官会前发给他们的。

这似乎已成为新闻发布会上通行的规则。一部分主办方信任的媒体，尤其是体制内的媒体被安排提问，问题大部分积极正面，台上的领导答问前早有准备，甚至直接照本宣科即可。

而我们这些体制外的媒体，通常得不到提问的机会。他们或许担心我们提出尖锐问题，或者担心领导回答得不够精彩。

下午我去参加海南团的记者会。该省共有19位全国人大代表，却来了近百名记者。海南团没有事先找“托儿”，省委书记卫留成开放而又幽默，他对围拢过来的记者说，“话筒谁抢到就是谁的”。

虽说可以依靠体力争抢话筒，但实际上，话筒牢牢掌握在海南团的两位工作人员手中。媒体提问前，都要通过他们的“预审”，包括来自哪家媒体，想提什么问题。我跟他们中的一位争取多次，希望提一个关于节能环保方面的问题，他看到我来自《经济观察报》，话题也不够新鲜，一直也不愿把话筒给我。

他给出的理由是，尽量让国外或港澳台媒体提问，他们没有内地媒体采访机会多。

其实我们内地媒体面对面采访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机会也很少。

等到他终于犹豫着要把话筒给我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另外一位女记者出现了。毕竟人家来自中央级媒体，我又一次失去了提问机会。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外电，也不是体制内的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

多次提问被拒，让我内心升腾起挫败感。

好在卫留成书记会后又留下来几分钟，我抓住机会问了两个问题，他言简意赅地做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