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韩福东/文 年前在台湾访问，与“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邵玉铭聊天，他特地向我推荐齐邦媛的 《巨流河》，称其为史诗般的家族传记，并将他在台湾刊物上发表的书评传至我的邮箱。其实，在此之前，我已读完《巨流河》的大半，内心亦觉深深震撼。春节前后，把剩下的百余页读完，在趣味上，仍觉该书精彩部分尽在前半部。

齐邦媛2009年获得台湾文化类奖项最高荣誉——“总统文化奖”，不能说完全得益于 《巨流河》，但几乎可以判定，虽一生致力于教书创作且是将台湾文学英译推介到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但如果没在2009年出版该书，该奖恐难花落齐老师。这本书甫一面世，即连续盘踞台湾华文创作畅销榜，其影响力堪与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相伯仲。

巨流河即辽河，是出生在辽宁铁岭的齐邦媛的母亲河。她的叙述从自己家族开始。铁岭齐家在当地是望族，到他父亲齐世英，更是青年才俊，早年赴日、赴德留学，1923年回国后，成为奉系将领郭松龄的核心幕僚，并在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郭松龄夫妇被枪毙之后，齐世英也流亡到关内，结识陈立夫、陈果夫，成为CC派的要员。

齐邦媛一生与文学为伍，谨慎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但其政治理念受父亲影响至巨。齐世英与张学良矛盾甚深，晚年反蒋，齐邦媛在回溯历史时，所持观点立场与乃父相当。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她的历史叙事少了某些超脱的色彩。譬如，将郭松龄倒戈完全归因于“厌倦穷兵黩武的政策”似亦过于简单。民国肇始后，各派军阀包括国民党均野心勃勃，互相厮杀且内斗不止，导致生灵涂炭，过于美化其中的任何一方均非平实史观。

在日军入侵之前，虽然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被冠冕堂皇的理念牵引，为利益绑架，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齐邦媛也从一个孩子长成了少女。而她在抗战开始后的逃难与求学生涯，是该书中最动人的华章，其中对抗战胜利后学潮的描述，最具醒世意义。

“胜利”这一章节的副标题是“虚空，一切的虚空”，齐邦媛对战后新局的表述是从“失落”开始的。“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学潮开始了，而后她在武大校园的珞珈山，更进一步感受到自己的“落伍”及与“前进文学”的距离。

事实上，早在抗战如火如荼之际，她就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到左翼“进步”青年的敌视。室友侯姐姐用大嗓门不指名说她，“有些人家长在重庆做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她还引述钱穆在《师友杂志》中的回忆为那个时代作证：“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钱穆甚至为此而退居到无锡家乡。

邵玉铭先生也特别留意于此，他感慨说，在当年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不正确的确扫倒了很多人……从1940年代后期的左倾浪潮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相残杀，这段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为何如此，谁该负责？

邵玉铭没有给出答案，但这发人深省的提问，却让我思考左翼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外殖民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是否是关键性的促因？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彼时的不良表现，让“进步”人士本能地趋向左翼，就如同现在一窝蜂拥戴自由主义一样。而主义挂帅之后，“不闹事，为可耻”的风气就蔓延开来。

20世纪，“文革”是一场浩大灾难，但一二十年代革命者的蜂起带来的灾难比“文革”更大。只是“文革”的受害者后来恢复了话语权，而在革命者群雄逐鹿的年代，命如草芥的普罗大众的痛苦呻吟，早已被风声湮灭。齐邦媛老师没有听到，邵玉铭先生似也忽略了它。

无论如何，齐邦媛的纪实与思考，都是近年来带给我的最大阅读感动之一。但对历史的解读，总难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一个人的选择性回忆尤其如此，这谁又能避免呢？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齐邦媛在为时代做见证。她跨不回巨流河，就如同走不出父亲与另一种时代政治正确所带给她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