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谢良兵/文 2009年以来，各类冠名为城市群的区域发展规划相继获批，这让云南省有点郁闷，他们在去年提交的《滇中城市群规划》并未如愿获批。毕竟，与其他城市群而言，昆明作为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要支撑起一个城市群的规模还稍显不足。

在获批的城市群当中，不管是中原城市群还是武汉城市群或者湖南“3+5”城市群，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除了有郑州、武汉、长沙这样的特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其周边也的确聚集了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城市。但云南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现在业界的共识是，城市群或者说都市圈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就对本报记者说，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群遍地开花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教授刘治彦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上一轮的城市化热潮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这一轮的城市化热潮则是因为2008年底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构调整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需要转变，而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式。”

在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上一轮的小城镇城市化已经初具规模，这一轮的城市化以都市圈或者说城市群为主，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本报记者接触的专家均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步入中后期，都市圈的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共同趋势。

都市圈对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六十年系列报告》称，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圈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包括市辖县）10.6万多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的三成三。

这份报告同样指出，城市群发展迅速，城市发展体系已逐渐走向成熟。除原有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厦泉漳闽南三角地带外，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也开始显露端倪。

报告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密集的城市群，聚集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核心。

城市群已经成为地方区域经济的重要引擎，这或许也是去年以来中国城市群规划遍地开花的重要原因。“城市群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将掀起新一轮的城市化高潮。”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对本报记者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顾朝林曾主持过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经过四年的时间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研究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辽中南、成渝等大区的城市化格局和过程。

顾朝林认为，枢纽城市是国家城市体系建设的主体，中国应重点建设大区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四种类型城市。事实上，早在1999年，顾朝林就提出了大都市的标准。他认为，都市圈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路径。

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说，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这导致了城乡差距拉大，要解决这种分配难题，必须以都市圈来引导城市化。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融城一体化难题

都市圈概念由来已久，但融城并非易事，一体化进程也是缓慢进行中。

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例，早在2004年2月，京津冀三地政府已经就一体化事项达成“廊坊共识”；6月，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合作机制建立；直到2004年岁末，京津冀三地合作才开始从务虚转为务实，一个个具体的合作协议逐步展开。

因为河北是北京的水源地，地处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上游，水库上游的很多河北县市为了保证北京用水，牺牲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机会，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县委副书记李玉清对本报记者说，因为官厅水库，张家口市比别的地方晚开发了二十年。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河北省希望京津冀一体化能从环境开始破题，河北方面提出了京津冀环境一体化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主要是指森林生态、水资源等外溢性、公益性资源的共享共建。以资源补偿的形式让京津对河北进行经济辐射。

不过，这一破题也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奥运，北京将首钢迁移到了河北的曹妃甸。但承接这些污染型的大企业，对河北来说，有利有弊。在日益强调环境保护的今天，很多北京周边的县市也已经开始拒绝污染性企业的迁入。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北京一直以来的经济辐射能力并不强，北京周边的很多县市都很贫穷，河北省一直就有环京津贫困带的说法。即便是北京市，一些远郊区县依然很贫困。

魏后凯分析这种原因时说，北京长期的定位，让其集中了大量的资源，京津地区也集中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与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同，京津地区的民间力量很薄弱，而且由于政治方面的风险，京津之间矛盾也多。“北京对河北一直是高高在上。”魏后凯说。

但随着北京城市发展空间的受限，产业急需转移，京津冀一体化的步伐明显比前两年加大了许多。在北京和天津双中心的格局之下，河北省提出了建设环京津产业带的发展思路。在京津之间的廊坊市，已经承接了很多京津的企业。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长株潭一体化当中。最近获批的长株潭城际铁路是由当初的轻轨设想而来，这一改变就是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长株潭地区一位政府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长沙在吸纳投资方面也因为是地区老大，而获益良多。比如此前一个很大的项目计划建在株洲，但省里考虑优先发展长沙，而让此项目最终落户长沙，当然是以长株潭地区的名义。

对此，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说，一体化的关键，是区域之间的协议分工，通过城市之间的协议来避免和弥补因过度竞争带来的相互伤害。“至于谁是区域老大的问题，我认为，做老大的关键还是在服务，能否提供周边城市无法完成的平台。”

区域合作应该是市场化的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都市圈的发展，必须发挥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推动要素市场的发育。要摈弃那些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因为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本身就应该是市场化的。”魏后凯说。

江西省萍乡市与湖南株洲为邻，距离湖南省会长沙要比本省省会南昌近得多。而在江西省的城市布局中，萍乡市的定位属于被边缘化的，因此，萍乡市更多时候希望能融入到长株潭一体化当中去。在当地，“脱赣入湘”的民间呼声也时有出现。

在萍乡当地政府的网站上，也时常能看到与长株潭一体化相关的信息。湖南省领导甚至还多次前往萍乡市考察工作。但在原先的长株潭基础之上扩增的“3+5”城市群中，并没有萍乡的身影。魏后凯称，这当然是行政体制的制约，“需要国家层面来解决。”

但是，魏后凯也承认，萍乡市的这种主动对接长株潭都市圈，其实就是一种市场化的最直接反应。这种市场化才是未来都市圈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设计的20个都市圈中，萍乡是长沙都市圈的一部分，而湖南岳阳却是武汉都市圈的一部分。

因此，陈栋生认为，都市圈的实质就是城市联盟，而联盟中的城市必须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实现制度框架一体化和联动。

但即便是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当中，其融城难度也不小。比如率先试点的广（州）佛（山）同城化，也在磕磕绊绊中艰难前行。在GDP政绩观之下，地方利益仍然是各地政府纠结的问题所在。

魏后凯说到珠三角调研时，很多镇的规模都能达到内地地级城市的标准，镇与镇之间相连，城市与城市之间相连。不过，也能发现它们之间缺乏统一的规划，尤其是在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

陈栋生说，既然是都市圈，就需要大家一起搞联合编制规划，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一体化和联动。现在很多城市之间出现的断头路，两地公路不衔接，就是在这方面出现的偏差。即便是在北京的朝阳区和通州区，断头路也常见，两广路延长线在通州区早已修通，但朝阳区路段直到今年才开始动工。

与京津冀、长株潭等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的产业布局已经几乎完全市场化，这是未来这两大都市圈尽快融城的重要基础。“企业的联合、行业的融合、产业的整合、园区的集聚，正是在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下实现的。”陈栋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