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汪言安 刘聪/文 30年“昆山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昆山自费办开发区，开启了一条后来被全国的城市广为学习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化之路，学界称其为“昆山之路”。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带领他的团队踏进了昆山，对这座城市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实地调查，对昆山的城市化经验做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1995年正式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城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专著，在这本专著中首次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理论。
按照刘维新的总结，昆山“三位一体”解决了当时昆山乡镇企业过于分散和农民“离土不离乡”的问题。
在昆山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同时，在小城镇周边开辟“工业小区”，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分散在各村的乡镇企业集中在“工业小区”，以解决当时 “村村冒烟的污染和基础设施不配套”问题，并将乡镇企业的职工迁移到小城镇居住，从“离土不离乡”变成“离土又离乡”，成为城镇居民。
由于当时的农民都到乡镇企业打工去了，很多村庄成了空心村，昆山将村庄通过统一规划合并，合并后空出来的旧村庄改造成粮田，既增加了耕地面积，又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这种模式改造了昆山的产业结构，产业集中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额增加，通过推动小城镇发展，使“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真正变成了城市居民。
“昆山模式总结出来之后，被中央高层充分肯定，认为从可持续角度，较大程度地做到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而且也没有以损害农业为代价。”刘维新说，之后，中西部地区不少城市就借鉴了昆山“三位一体”的理论创新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和城市化。
当时学界反对者认为这种城乡一体化的模式不科学，觉得这样下去会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也有人认为昆山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快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好，因此昆山的经验难以为其他城市学习。
“我和我的团队并不认可这些说法，比照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当时我们就预估，20年之内，中国其他城市也将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昆山的经验自然就有更多借鉴的价值，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预测正在变成现实。”4月7日，刘维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2005年刘维新再次来到昆山调研，当时的昆山已经是中国百强县市中排名前列的县级市，相比10年前，本地人口加上外来人口，总数已经增加了一倍，经济总量也实现了成倍的增加，完全达到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在和当时的领导层交流的时候，明显感受到了当时昆山政府官员出现了膨胀的想法，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提出了我认为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即要把昆山建设成江苏省的第二大城市。”刘维新说。
刘维新当场表示不赞同这一城市化规划，“昆山的南边是上海，北边是南京，离杭州这么近，这种局面决定了昆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大城市。”刘维新认为，昆山城市化模式的下一步发展目标应该是朝着“生态城市”方向走。
三种模式之争
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成为各界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30年来，在学界，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学界的争议也反复影响着决策层有关城市化政策的方向。
城市规模是最开始讨论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之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派生出“中等城市论”与“大中小论”等。
“小城镇论”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国情与乡情”。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有其独特性，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高达2亿多人，靠大城市解决不了这样多的人口就业压力。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的成本要低一些，这样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上述建议在当时的城乡户籍制度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反对者认为，小城镇模式忽视城市规模效益，有其明显局限性，它更适合江南地区，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小城镇模式显然不适用。另外，小城镇城市化程度较低，它实际上可能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甚至有批评认为，小城镇的战略使得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速度变得更为迟缓。
一些“大城市论”持有者认为，相比较小城镇模式，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巨大，聚集效应造成了经济的高度繁荣。经济繁荣和人口密集也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
在超大城市的发展中，周边卫星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卫星城与中心城市相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大城市论”的反对者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城市病”。
大小之争的缝隙之间，“中等城市论”者由此派生，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小城市都不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小城市或小城镇投资效益低下，土地浪费严重。目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或小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换言之，出现了城市建设中的“农村病”。
与其“撒胡椒”面似的投资于5万多个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100万，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在激烈争论的同时，当时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周一星跳出了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企图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指出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结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这一观点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长李强教授认为，我国地域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城市化绝不可能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模式。哪一种模式适合该地区的情况，就应采用哪一种模式。
昆山近30年的城市化推进过程，其实也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城市化模式的特点。
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政府以“工业小区”的形式将这些乡镇企业集中，然后再对集中区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逐渐形成一个城镇，农民也慢慢由分散的农村迁到小城镇居住。
昆山市则以中心区为主题，以中心镇为枢纽，以特色镇为依托形成组团式城镇体系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后来的“小城镇论”者所推崇。
进入新世纪之后，昆山的经济总量极大提高，城市外来人口也超过本地人口，人口总和超过100万，城市规模也完全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城市化率早在2002年就达到了52%,而当年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47%。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70%。2009年GDP总量达到1800亿，财政收入320亿，这些骄人的数字也一度让昆山的当政者认为，“昆山应该建成一个大城市。”
而刘维新作为学者，以比较理性的思维分析了昆山应该在中等城市水平的规模上朝生态城市方向发展而非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关键是要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毕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建成大城市。”刘维新说。
未来之路
刘维新认为，建国6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 “惊人的成绩”，但是城市发展中依然存在普遍性的问题，需要引起决策者们的关注，“这也关乎城市化的未来之路。”
首先，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趋同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新兴城市出现了一种从城市形态到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倾向，这种不结合自身自然地理状况和区域经济基础的趋同化，必然导致城市形态单一，使城市缺乏个性特色，产业重复及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
其次，城市发展方式趋同化，近些年来，不少城市只追求空间规模扩大，不讲求土地利用效率，更很少考虑城市的集聚效益。这种外延式的城市发展，不仅不符合中央提出的精神，也导致耕地锐减和粮食、蔬菜不能自给，使人地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也成为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再次，缺乏区域协作观念，贪大求全，导致资金和土地的大量浪费。一个新兴城市的崛起，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一个城市离开区域经济的支撑，离开自身的自然地理特点，鼓励追求某种类型和产业发展，是没有生命力的。
农业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城市化进程滞后。由于投入教育的资金不足，增强教育的力度不够，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不高，又缺乏必要的既能培训，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较慢。“在新世纪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对年轻农民，既要增加教育与培训，还要提供就业机会。”刘维新说。
刘维新认为，城市化是一个需要不断延续下去的长期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在全国的调查中，还有一种现象让刘维新担忧，就是城市化发展规划缺乏科学规律，甚至是一个领导一个方向，领导换届，规划就要换规划。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应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城市化之路，走资源节约型和效益型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现状，这也会成为市场的自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