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个到20个——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导语:王建提出了2010年建设9大都市圈的想法,很多人以为这将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 谢良兵/文 王建是国家发改委下属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秘书长、研究员,作为中国较早提出要发展都市圈的学者,参与过多次国家区域的宏观规划,王建称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国家发改委做规划的背景资料。

1992年,王建带领课题组开始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3年帮原国家计委做九五规划背景资料,王建提出了2010年建设9大都市圈的想法。这一设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很多人以为这将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方向。但让王建沮丧的是,随后国家制定的城市建设规划是要走小城镇的道路。都市圈的想法成了彻底的少数派。

2005年,到为十一五区域规划做背景资料时,王建完成了一份 《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的报告。报告再次提出了要建设都市圈的设想,都市圈的数目也从9个增加到在2030年建设20大都市圈。

到了今年年初,囿于2008年年底的次贷危机影响,中国也在重新思考增长模式的问题,经济增长原有动力消失之后怎么办?建设都市圈再次成为王建建议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去年以来获批的多个区域性规划也与都市圈有关,只是名称为 “城市群”。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强调要以城市化作为中国新的增长动力?

王建:我们可以看到,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国内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爆发性需求,引导的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国际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但次贷危机之后,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国内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这个比例仅占15%,因此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而世界贸易方面,尽管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中国出口不可依赖。

这个情况之下,未来创造中国经济的新的高增长动力,既不能寄希望于一些短期的小措施,也不能幻想新全球化在中期内就恢复到以前的磅礴气势,而是要踏踏实实、不畏艰险地解决中国的分配结构问题。推动城市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成因不在体制而在战略选择,因此只要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工业化优先”转向“城市化优先”,就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从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入手解决分配关系问题比较,从加快城市化步伐角度切入,不仅遇到的阻力小,而且会见效快。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从城市化角度切入,阻力会小,见效会快呢?

王建: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工业化是为城市人口生产商品,因为农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业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

但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过去前30年,为了重工业的高积累,国家不让农民进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搞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搞就地工业化,也不搞城市化。原因是当时中国农民剩余人口压力太大,为了快一点把工业化搞出来。

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当时中国还很穷,没有资金可以投入。甚至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也还不是很富裕。到90年代后半期,特别到了现在,中国才真正富裕起来。现在我们有大量剩余资本,2008年的数据显示银行的存贷差达到了17万亿。既然农村有过剩劳动力,城市有过剩资本,我们为什么不将两个组合让其形成生产力呢?而城市化正好可以把两者连接起来了。

经济观察报:与都市圈相比,城镇化这种城市化的路径有何不妥吗?为什么一定要建设都市圈?

王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小城镇为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但小城镇和小城市的人均占地水平要远高出大城市,以20万人口的小城市来说,2002年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60平方米,如果未来还要新增8.5亿城市人口,也按人均160平方米计算,需占用2亿亩以上耕地。

城镇化是以镇为主的。西方国家搞城镇化,比如美国,才3亿人口,我们有15亿人口,人家搞镇没问题,我们所有土地都搞成城镇,就没有土地吃饭了。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都市圈之所以为圈,是指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都市圈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比中、小城市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小城镇内地也占2/3。所以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对象扩容,就是主要在内地增加城市人口,但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

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城镇化对中国来说是错误的倾向。如果这个原则不明确,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是盲目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建设多少个都市圈比较合适?

王建:我在《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报告中曾指出,由于中国地形地貌决定,中国在未来建立的都市圈必须主要在东、中平原地带,可以建20个。每个都市圈可容纳5000万城市人口,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4~5万平方公里。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导致都市圈形成的时间也是不同的,我们把人口3000万、GDP产出8000亿元的都市圈称为 “发展型”都市圈,人口5千万、GDP产出4.5万亿元 (按到2030年GDP年均增速8.5%,都市圈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75%,GDP占85%计算)的都市圈称为“成熟型”都市圈,这样就可以排出20大都市圈的发育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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