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刘波 任何暴力与流血都是令人痛心的，尤其是当它发生在泰国这样一个素来崇尚和平与安宁的国家的时候。4月10日在曼谷街头发生的泰国2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已经给该国的局势带来了根本性变化。泰国面临着与今天许多亚洲国家类似的挑战：如何在维持社会秩序、既存力量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弥合城乡之间、上层与下层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的裂痕。

在此次暴力冲突之前，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虽然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但他们的抗议基本上是和平的，甚至带有一丝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而阿披实政府也承诺要以和平的方式息事宁人，但现在双方转圜的空间都变得极其狭小，“红衫军”会借助“烈士效应”来提出更严苛的条件，而阿披实政府可能越来越走向寻求军人干预的方向，那将意味着泰国政治近80年来恶性循环的重演：自1932年泰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军事政变以平均每4年一次的速度发生，他信正是在最近的2006年政变中被推翻的。那正是本次泰国乱局的诱因。

当“红衫军”在总理府门前的非暴力“泼血”行动被真正的流血取代时，人们不禁对泰国社会稳定的前景感到深深的忧虑。泰国学者猜－安娜·塞姆达万加与苏库姆汗德·帕巴里托拉认为，1958年之后泰国的威权主义主要建立在三块基石之上：王室、军队和文官队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的精英阶层尽管在内部不时有各种吵闹和争权夺利，但他们在保持既存等级与力量结构方面维持着基本的共识，并通常能以保持各方权力和完整性的方式解决内部冲突，军方随时准备纠正严重的力量失衡，而王室则保持着调停人与仲裁者的角色。这种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威权体制保障了泰国的稳定，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带来了持久的经济繁荣——直到它在2001年被新的因素打破。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1年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选举中获胜，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无关系。那次危机之前的经济兴旺曾使泰国人忍受了威权体制的种种不合理性，但经济突然崩溃所带来的痛苦令他们渴望政治的变革。在泰国，虽然立宪民主制早已确立，基本的选举与政治自由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泰国社会并未实现彻底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虽然使民众摆脱了饥饿之忧，但他们的其他权利与福利难称完善。巨大的城乡差距使获取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机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农村人除非在地价昂贵的曼谷站稳根基，否则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泰国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在他信上台之后获得了一个表达 （或发泄）的通道。

而他信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民意基础来为自己获取政治权益，他推行面向底层的收入再分配，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廉价的医疗服务和小额贷款，并不时以反精英的言词鼓动他们的情绪。在中国国内，许多论者对他信的民粹主义风格甚为不齿，甚至人认为他是在故意制造国民对立，因此2006年的政变基本没有遭到严厉的指责，军方反而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稳定：他信也许并不是多么真诚的自由民主的维护者，他有腐败、任人唯亲和侵犯人权的嫌疑，但是他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释放出来的泰国底层的力量与呼声已被证明是影响泰国社会走向的更为重大的因素。2006年以来，虽然他信一直流亡海外，但泰国的国内局势呈不断激化之势。以“红衫军”为代表的底层力量虽然在目前仍需要以他信作为他们的旗帜，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更广泛的诉求，即在民主体制建立之后追求进一步的社会平等与经济自由。

像许多亚洲民主国家一样，泰国是一个民主转型不完整的国家，它经历过城市中产阶级向国王与军人要求政治自由的斗争，但它仍没有完全经历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 “民权运动”那样，底层公众要求广泛的政治与经济权利的斗争。这就使它步入了一个困局：大众民主运动是民主化的必然结果，但这一运动却在威胁社会的稳定，并可能因军人干政而带来民主的重新倾覆。正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避免流血革命的最好方法就是改革。泰国政府与精英阶层应该以合理的方式化解激化的冲突，以平稳改革促进社会转型，走出困局。他们的成功将为其他亚洲国家提供榜样，他们的失败将成为亚洲民主困境的又一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