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永伟:一辈子赶上一次世博
导语: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的拆迁工作,最后赶上了世博拆迁,这样的结束还是很完满的。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文 浦永伟今年已到退休的年龄,供职于上海市虹口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拆迁科。这几年,上海老城区改建加速,动迁组和居民僵持不下,就提交到房管局做行政裁决。浦永伟在房管局工作了20年,这样的拆迁调解,他一天可以处理6档。

4月的一个周末,浦永伟匆忙离开家,赶去东长治路做拆迁调解。世博前夕,动迁工作大面积铺开,浦永伟不得不把休息日也加上。“这没办法,一辈子赶上一次世博也不容易。”他这样安慰自己。

拆迁的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不属于世博地块,但它位于北外滩的中心位置,规划中的地铁将穿梭其中。

与东长治路地块一样,虹口区的武昌路口地块,居民与动迁组也处于僵持阶段,拆迁工作从2003年开始,已经持续了8年。“以前旧区改造时,钱是由开发商出,开发商希望降低成本,居民希望充分保障利益,双方争执不下。”浦永伟说。

这两个地块目前已成市政项目,拆迁的费用从政府财政支出。

除了拆迁费补偿,居民还考虑安置房的房源问题。虹口区动迁房源缺乏,而房价上涨急速,目前,北外滩的均价已超过3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当地买个100平米的房子,起码得要300万人民币。而在这里居民拆迁,人均大约可以分到25万,三口之家拿着75万元左右的拆房款,只能望“房”兴叹。

只有极少的居民可以在这样的黄金地段“原拆原回”,很多人被分到外环以外的边郊地区,那些几乎属于上海市末流的地段,交通不便,生活配套缺乏。这让在市中心住惯了的老居民觉得很不方便。

“我们的作用,就是协调双方的关系。”浦永伟说。不过,他觉得钱已不能完全解决居民现在的顾虑,当地的房源缺乏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家为了取得更大的拆迁回报,常常会出现“离婚不出门,结婚不同床”的现象。

但拆迁也成了很多市民改善居住环境的唯一途径。在那些被拆迁的老城区里,能跳出“蜗居”的年轻人早已跳出,还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工薪阶层、退休老人。在北外滩地区,大多是石库门或私房,祖屋是很多当地居民维系情感的最后保障。


石库门的记忆

在虹口区长大的浦永伟,当然理解这样的情感。浦永伟自己位于虹口区峨眉路的祖屋,前不久刚刚被拆迁。峨眉路是旧时上海的日租界,日本人盖的房子墙面牢固,屋内的木质地板不打蜡也很光亮。动迁拆掉了浦永伟父母居住的痕迹和他自己的成长记忆。

失去记忆的支撑,搬进陌生的环境里,让很多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浦永伟也明白,这在城市建设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感同身受让浦永伟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多为居民争取一些利益。在这个片区里,很多人他都熟悉。

浦永伟是苏州籍的上海人。外祖父是上海有名的金融资本家王晓籁。祖父也是上海有名的资本家,父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

峨眉路71弄4号里本来是浦永伟外祖父的房子,文革前,客堂间、厢房、亭子间、天井里,陆续被有关部门安置了很多户人家进来,直到最后,共有8户人家居住。浦永伟一家八九口人,原先拥有整栋两层楼的房子,最后只能挤在40平米的小间里。

直至2009年,此处房子被拆之前,这里仍是几家人家共用一个厨房,每户人家隔出一个约2平方米的厕所。在厨房里,每户人家的水龙头都用锁锁住。

本来是一户人家的空间,被凭空安置了7户人家,非常不方便。日复一日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让人们不得不锱铢必较。为了和谐相处下去,互不占便宜成了共识。

“这就是上海人家的真实写照,石库门房子的原生态。”浦永伟说。

这样的石库门建筑,占据了上海民居的3/4以上,至今,仍有许多“老上海”因为历史原因,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平实的日子

1969年,文革开始。浦永伟作为大家族的长子、理所当然的 “黑五类”,虽然填写了“海陆空”三项高中志愿,仍被送往黑龙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整整10年期间,他种过田、做过泥瓦工、教师等。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下乡、返城之后,浦永伟觉得自己很善于和人沟通。“以前大户人家的规矩很多,我们知道察言观色,注重细节。”外乡的生活经历让他更珍惜在上海的生活。

浦永伟至今仍保留着地道的苏州口音,爱吃甜糯的食物。下班后,他去菜场买菜,太太则在家把米饭焖好。浦永伟觉得这样平实的日子非常舒心。

除此之外,他还会做衣服。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会自己买布、裁料,给家人改做衣服。他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直到现在,在空闲时,他还会骑车去城隍庙逛逛,买点彩色线头,好看的纽扣。“小外孙身上的衣服、裤子,甚至棉袄,我都给他做。”浦永伟说。他有些失落的是,现在的孩子都不喜欢穿家里缝的衣服。

浦永伟以前峨眉路的石库门房子拆迁之后,新房子被安置在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上。顾村镇是个新开发的区域,浦永伟去看房时,远远的还能看到战争年代遗留的碉堡,道路上灰尘铺天盖地,小区外正在修路、建高架。

新安置的房子是典型的动迁房设计,和所有的城市一样,一栋栋整齐的多层楼房。新搬迁过来的人多少有些不适应。这里自然比不上石库门建筑镶着铜环的乌漆木门扇、石门框和凹凸的花纹。也没有弄堂墙壁上孩子们的儿童画,隔壁姆妈做饭时的吵嚷,当然,也没有傍晚纳凉时的人声鼎沸和孩读书郎放学归家咚咚咚的地板声。

新小区是由钢筋水泥灌注成的,周围的邻居大多是当地的农民或外地来沪的务工人员。政府正在打造新的区域,在小区楼下有个规划中的顾村公园,希望能给这里增添生机。

尽管现在,小区最近的菜场要骑自行车20分钟才能到达,但是,煤卫独用,可以不用打地铺,家人有自己独立的卧室,洗澡也不用再上公共浴室,这还是让人满意的。只是,住惯北外滩的居民,还是觉得有些陌生,和原本住在这个镇子上的人在语言、生活细节上差别很大。以前,在北外滩吃完饭散散步,就走到了外白渡桥,招待过尼克松的上海大厦巍峨耸立,沿路外滩人头拥挤,黄浦江的那边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国际金融中心鳞次栉比,江水气息伴随着他们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原来我们生活在上海的中心,而现在,离上海是如此之远。”浦永伟说。和他一样,大多数老上海人成长的气息,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而成为永久的记忆。

2010年,浦永伟60岁,到了退休年龄。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的拆迁工作,最后赶上了世博拆迁,这样的结束还是很完满的。

女儿一家是他目前最大的牵挂。他为上海能举办世博会而高兴,但自己不会买票去观看,除非小外孙想去看。“上海房价太贵了,生活压力太大。给孩子们省点钱吧,他们比我们那一辈还要不容易。”浦永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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