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文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