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黄荭/文 1975年，法国出版业的 “大角鲨”——加斯东·伽利玛94岁高龄，他感到了岁月，有点疲惫，或许也有点寂寥。他所有的朋友（乃至“敌人”）都已先后作古，马塞尔·普鲁斯特、夏尔·佩吉、罗贝尔·德诺埃尔、德里厄·拉罗什、安德烈·纪德、贝尔纳·格拉塞、勒内·朱利亚尔、塞利纳、妻子让娜、兄弟雷蒙、NRF的那帮元老……太多的人，太多的书，太多的故事，还有是非。加斯东说：“必须在说和干之间做出选择。”（所谓的）真相会伤害太多的人，重要的是所有他待见不待见的作者都变成了如出一辙的淡黄封面上的名字，一排排码在书店的架子上，终于，相安无事。
最后一个莫西干人，他很骄傲自己活到了剧终，可以亲手把幕拉上。谢幕就不必了，他痛恨仪式，他会带上很多回忆悄然离去。一本伽利玛出版社厚厚的出版书目就够了，不必大做文章。他已经差不多“补齐”了书目，在半个多世纪里，他选择了最伟大的作者群，“他”的作者们已经构成了法国文学的半壁江山：“法国人得了14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6次是他的作者，他的作者们还得了27次龚古尔奖、18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2次联合奖、7次美第奇奖，10次雷诺多奖，17次费米娜奖”，而且错误和缺憾在“七星文库”得以修正和弥补，这就是加斯东·伽利玛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就算某天“被回忆”、“被想起”，故事中的他也将很平庸，有许多的留白和省略，一如他的天性：腼腆、审慎、大度。
《新法兰西杂志》：非常六加一
1908年底，法国一群三十出头的作家和专栏撰稿人决定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刊物——《新法兰西杂志》（NRF）。六个创始人是：让·施伦贝格尔 （1877年生）、雅克·科波（1879年生）、安德烈·吕泰（1876年生）、亨利·旺贡（1875年生，化名亨利·盖翁）、马塞尔·特鲁安（1871年生，化名米歇尔·阿诺尔德）和安德烈·纪德（1869年生），纪德显然是这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小团体当仁不让的领头大哥，但小组讨论是“自由的，开放的，没有等级，没有组织，也没有组织机构”。雅克·科波后来在给安德烈·斯雷亚斯的约稿信中很好地概括了杂志的宗旨：《新法兰西杂志》没有老板，从事自由职业，其任务是说出它认为正确的话，勇敢地说出它对时代的思考和反对时代的思想。把平庸的、枯燥的、虚伪的政治或干脆把政治赶出去。
两年后，《新法兰西杂志》已经站稳脚跟，拥有一批知名作者，读者圈扩大了，刊物的威信和影响也与日俱增。只有一个问题：这个不迎合大众口味、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杂志不断亏本，咱不差钱，咱差的就是一个理想的经理来办一个出版社以延续杂志的成功、实现双赢：以书养刊，借刊推书。这个人选必须“足够有钱，能给杂志的财务添砖加瓦；足够无私，能不计较短期利益；足够谨慎，能把此事办好；足够热爱文学，能质量第一回报第二；足够能干，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足够听话，能执行创始人其实是纪德的指示。”加斯东·伽利玛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杂志创始人的视野，他很符合编辑部种种苛刻的要求，“尽管他才25岁，也没有文化方面的专长，但他有一种嗅觉，能正确地判断作品的质量，直奔最好的东西，不是理性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喜欢。”
就这样，加斯东成了出版商，非常六加一，几乎完美的组合，唯一的瑕疵是：加斯东当时住在圣拉扎尔路，文化纯净主义者认为《新法兰西杂志》应该从内容到形式、从灵魂到肉体都完全忠实于左岸。
假戏，真荒诞
加斯东反对战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他非常焦虑，觉得英雄主义是世界上最虚伪的东西，他宁愿当一个活着的懦夫，也不愿意当一个死去的英雄。他不想为了某些人狂热而空洞的民族主义或政治主张冒生命危险，去当炮灰，去挡子弹。他千方百计逃避兵役，什么样的无赖招数都使过：装疯卖傻、跳窗逃跑、开假证明，甚至夸张到装死！他花了两千法郎上下打点、买通关系，在政府的档案处调出自己的档案，写上“已故”字样。当骗局面临被戳穿的危险时，他就开始装病，绝食，不吃不喝，卧床，足不出户，任由胡子拉茬，形容消瘦。有人到房间探望他时，他就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说话也很吃力，一副行将就木的死样，连他的朋友和亲人都信以为真。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一年前和《新法兰西杂志》编辑部成员创建老鸽舍剧院的经理，演技已经至臻化境。
装了两个半月后，加斯东瘦了26公斤，他真的病了，医生诊断是阑尾炎和肝炎，他被担架和救护车紧急运到巴黎，接受著名外科医生戈塞教授的检查。根据军医的意见，他退役了。如愿以偿，加斯东兴冲冲地去了理发店，理了头发，刮了胡子，然后一个人去马克西姆饭店大吃一顿，谁知道刚离开饭店不远，他就在协和广场吐了一地。事实上，因为装病，他的健康已经毁了，对战争的恐惧让他神经衰弱，消沉、萎靡，他得了战争抑郁症，只有工作才能拯救他。他引进了英国剧作家戈尔东·格雷的戏剧，又取得了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在法国的独家版权，着手出版夏尔·佩吉的全部作品。佩吉是一战中牺牲的第一位法国作家，1914年9月5日，在维勒鲁瓦附近，马恩河战役打响时，一发炮弹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41岁。1914年冬，阿兰-傅尼埃战死，年仅28岁，加斯东回想起佩吉三年前对《大个子莫纳》的作者说过的话：“你会走得很远，傅尼埃。你会想起来是我这样对你说的。”只剩下苦涩和讽刺的回味。根据占地作家协会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法国作家人数是450人，这个数字令他惶惑。
“第一个发现了第二次被发现的作者”
20世纪上半叶是出版人的时代，伽利玛、格拉塞、弗拉马里翁、阿尔班·米歇尔、德诺埃尔、法斯凯尔、朱利亚尔……个性不同，品位不同，做事的风格也不一样，除了职业相同。那个年代的出版还打着个人标签，带着手工作坊的性质，“寻找、发现，经过开发，把文学价值变成一种商业价值”。各自为营，划分势力范围，必要时互挖墙角，游说、策反，偶尔也做一点让步，合作或者吞（兼）并。
和加斯东·伽利玛唱对手戏的显然是贝尔纳·格拉塞。1927年11月，埃杜阿尔·布尔代的四幕喜剧 《刚刚出版》就用调侃的口吻影射了法国出版两巨头的斗智和角力。批评辛辣有趣，观众心知肚明，笑得前仰后合。布代尔是在格拉塞的办公室里等待莫里亚克接见时突发奇想，动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他当起了业余侦探，把他在巴黎出版界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搬上舞台。伽利玛从格拉塞那里前前后后挖走了普鲁斯特、夏尔·佩吉、雅克·德拉雷泰尔、马尔罗、贝尔……格拉塞栽树，伽利玛乘凉，揶揄的玩笑话说得难听就成了评论家嘴里那个残酷得多的句子：“加斯东第一个发现了第二次被发现的作者。”
说得好听，是伽利玛深谙亡羊补牢之道。挖的第一个墙脚：普鲁斯特。二十世纪初，加斯东·伽利玛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初次在路上偶遇，他立刻被后者“极其温柔的目光和无动于衷、漫不经心的态度所打动”，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普鲁斯特还没有成为作家。1913年深秋，普鲁斯特找了几次伽利玛，希望把《追忆似水年华》交由他出版，但是纪德和《新法兰西杂志》编辑部的审稿人很快被两部550页长的稿子和公爵夫人家没完没了的晚饭弄烦了，稿子被拒。普鲁斯特辗转几家出版社后找了格拉塞，格拉塞没有读过那本厚厚的书稿就签约了，因为经济风险由作家本人承担。第一卷 《在斯万家那边》于1913年底在格拉塞出版，评论很好，纪德在重读之后也意识到自己此前的武断和草率，写信给普鲁斯特认错：“拒绝这本书将是 《新法兰西杂志》所犯的最大错误，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后悔和内疚。”或许只有伽利玛可以用他和普鲁斯特的旧交情来补救。普鲁斯特买了他的账，格拉塞也一样。1919年《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在伽利玛出版，虽然当时已经75岁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哀叹：“生命过于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这本晦涩的大部头还是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并荣膺当年的龚古尔奖，裹上写有“龚古尔奖”字样的腰封“走进”了普通读者的眼眶。这是《新法兰西杂志》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腰封。
伽利玛曾经告诫新来的同事：“我们的职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退稿”，或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必要时，还要知道如何要回来！”
模糊的道德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战争可以两次擅入同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战争，奇怪的时代，奇怪的人。“树欲静而风不止”，非常时期，人们对知识分子（对其他人也一样）有非常的考量。作家和他们的出版商被简单地分为三类：抵抗的、观望或左右摇摆的、合作的（通敌的）。当文学被要求首先“政治正确”，战后的清算就成了比战争可能更残酷的洗礼。
二战期间，法国有140个出版商签署了奥托书单和书刊审查协议，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对法西斯德国做了或多或少的妥协。但战后维尔高尔领导的出版清算委员会把火力集中在两家龙头出版社：伽利玛和格拉塞。历史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胜利者写的，或者说是胜利者重写的”，1945、1946年含沙射影的清算风让很多人无所适从，攻击和自卫，拿什么证明或者澄清“模糊的”道德？萨夏·吉特里说：“在那悲哀的时期娱乐法国人，我以我的方式在进行抵抗。”
怀疑、告密的气候还是让审慎的加斯东·伽利玛受到了伤害，他从没讨好德国人，他出版过德国的经典 （尤其是歌德）和不那么经典的文学，但没出版过“宣传”书。除了那个做着德意志文化狂热迷梦的德里厄和他在战争期间主持的NRF。当别人寻找资料攻击伽利玛时，加斯东必须自卫了，他让30多位名人作证，迪奥尼斯·马斯科罗、雷蒙·格诺、安德烈·马尔罗、罗歇·马丁·杜伽尔、萨特和加缪，“证明他在战争期间表现良好，曾暗中为抵抗运动服务，在铁蹄下表现出一个勇敢的出版商的素质。”丢车保帅，接到逮捕令的德里厄第三次自杀终于成功，《新法兰西杂志》死了，出版社得救了，1946年6月，伽利玛事件结束。
贝尔纳·格拉塞没有加斯东幸运，应该说他陷得更深。他于1944年9月5日被捕，四面楚歌，清算者整理的档案资料厚得让人害怕。他向他的作家们求援，只有莫里亚克继续跟他交往、替他辩护，其他人都跟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着他。阿拉贡夫妇说：“你不知道我们跟塞利纳和勒巴泰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痛苦了多长时间……”尽管二战期间格拉塞多次借钱给阿拉贡，还帮助过犹太教徒。清算之后，格拉塞被判三年监禁，1948年他的出版社被判解散。直到1949年贝尔纳·格拉塞获大赦，重新执掌出版社，五年的炼狱让他认清了朋友，他的朋友在作者中很少，但在出版商当中很多。“但最大方的是加斯东·伽利玛。面对不幸，敌对的状态消失了。”
1945年12月2日，另一个亲德出版商罗贝尔·德诺埃尔在和女友去蒙帕纳斯剧院看戏的途中受到袭击。谋杀？阴谋？敲诈勒索？出版商死了，他错（躲）过了一周后清算他的诉讼会。三年后，法庭宣布他的出版社无罪。谁说只有文学才会黑色幽默？
消费社会的出版
“文学是一种奢侈品”，阿尔班·米歇尔说。他对出版业主要目的的定义是：写得好、结构棒、能打动大众。“一家像我这样的出版社，它的基础，很少人知道这一点，就是《梦的钥匙》、《完美园丁手册》这样的书或是0.25法郎一本的大众版图书。”
加斯东·伽利玛说：“如果说我能出版一些人们看不懂的诗，那要感谢 ‘黑色’系列……”还有之后推出的“时尚”系列。正是这些快餐式的大众畅销书让伽利玛得以笃笃悠悠地培养他的作者，培养文学。得以出版雷蒙·格诺的十五六本书，从《麻烦事》（1933年出版后两年卖了744本）直到成功的《扎齐在地铁中》（1959年出版后两年卖了31.5万册），还有奥维莱特·勒迪克的处女作《窒息》（一共卖了840册）和《私生女》（1964年出版后卖了12万册）。敢于选择，能够等待，还要有等待的资本。
最清醒、最有危机意识的是贝尔纳·格拉塞，他认为图书质量下降和作家的平庸化是法国战后出版面临的最大问题。“做一个出版商往往要懂得说‘不’。不幸的是，许多年来，很多出版商都忘了说‘不’。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无价值’的书。然而，在我们这个职业中，我们将面临一些没有订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主发的新书’。由于有的出版商把不管什么书都发给书店，所以造成了这种局面：书店甚至没有拆包就自动把‘主发的新书’退回来了。这就是出版危机的根源。书商对他们收到的书不再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出版商什么都出。”
消费社会的典型图景：我们或许缺少森林，但我们并不缺少纸张！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有多少纸张可以成为心灵的绿洲。
1952年《新法兰西杂志》复刊，一支以莫里斯·布朗肖、让·斯塔罗宾斯基等组成的高水平评论队伍让最初的 《新法兰西杂志》精神得到了延续。“七星文库”、“Folio”，伽利玛率领他的作者们守住了纯文学的阵地。有评论说，战后，两家出版社在法国文学和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阿歇特，“它主要体现在物质方面”；伽利玛，“它影响了对法国文学的评价”。
加斯东走了，但伽利玛留下了，它成了法国文学的同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