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魏黎明 本田“罢工门”等事件的接连发生，令当前社会形成一种情绪，“政府为什么不出手”、“强行关停整顿”的意见频见于网络与现实之中。

黄光裕案的一审判结，则令这种呼唤公平正义的情绪日益高涨。与之相呼应的一个现象是，富人移民正在加速进行，据称他们担心社会将“均贫富”。民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有充分的理由。仅以黄光裕案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的法定事实来看，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作为曾经的“首富”，黄光裕无疑属于改革中“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然而，上述情绪因此将这一系列事件归咎于改革本身，认为改革是种种社会不公的渊薮。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其实质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持质疑观点的人士认为，正是改革过分强调效率优先，从而实质上侵害了公平和正义。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必须看到，30多年的改革，使得社会财富极大增加，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在实质上改变了中国。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而种种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不是因为改革提倡的效率优先，而是因为公权力不受约束、缺少监督导致的畸形“效率优先”。这种“效率优先”，体现在GDP数字的节节高升上，体现在城市强制拆迁的速度上，体现在部分城市的房价暴涨上，也体现在“国进民退”的愈演愈烈上……

在此过程中，类似黄光裕的投机者选择与这种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结合，谋取了巨额社会财富。这在屡屡爆发的房产商勾结官员的腐败案中尤为明显。在富豪榜上排名前列的房地产商们，与承受高房价的民众处于一个跷跷板的两端。高房价令这个跷跷板严重失衡，财富因而发生极大转移。

这一切，并不是改革以及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效率优先。在全社会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缺少监督、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公然寻租，与部分违法资本结合，形成畸形效率的同时，财富发生了“乾坤大挪移”。

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唤，要求改变这样的现实，却仍将寄望于公权力的强势。这些观点希望公权力强势介入，以“金猴奋起金箍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态势，实现拨乱反正，扭转乾坤。

这在近来多个地方发生的民众向政府和官员下跪事件中多有体现。在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民众首先想到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呼唤公平正义变成了呼唤“青天大老爷”。这不知是谁的悲哀。

不可否认，以强势公权力进行财富重新分配，其实现所谓“公平正义”的效率无疑是相当高的。但是，这种人为的“公平正义”往往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不正义。一个更大的可能是，富人移民的步伐加快，全社会的创富功能陷入停滞。

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理学家朱熹解释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所谓平均主义，其实质在于承认公权力对于社会财富的支配地位，最终上下有别，相安无事。为此，受点穷似乎也就是值得的。

然而，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谈公平正义，何其可耻。这一切在我国并不遥远的历史上有深刻教训。历经30多年改革的中国，显然已经不能再忍受这样的低水平公平正义。当务之急，是继续深化改革，限制公权力，消灭其畸形效率，真正形成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财富增值和分配体制。这必然要求将改革由经济体制领域推进至政治体制领域。

唯一可行的道路，是而且仅是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并强化市场经济形成的契约精神，发展并强化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精神，使之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而且作用于约束公权力，作用于厘清民众与公权力的关系之中。

具体到本田等诸多案例上，则应采取并不断完善类似黄光裕案的处理方法，以相关劳动法等法规，通过法制途径解决矛盾，而不是一味要求政府出手，迅速“关停、整顿”了事。

很多时候，民众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法律常常也成为公权力操纵的对象，使得“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一个社会，有游戏规则并不可怕，哪怕它还不够完善，可怕的是没有游戏规则。如果一定要说有规则，那么不妨将这种规则称之为“老子就是王法”。

因这种畸形规则而形成的不公平不正义，仍寄望于通过对公权力的崇拜来扭转，实质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将适得其反，最可能的结局就是造就另一个“就是王法”的“老子”。

必须形成一套透明的，民众和公权力都必须遵守的，包括法治在内的政治体制架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各得其分、各安其所”。只有这样，民众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总寄望于“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为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