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交响乐团1973首度来华
经济观察网 吴洪森/文 2010年5月7日，朋友邀请我到世博会文化中心观看费城交响乐团演出。
当我坐到场子里，看见舞台前方所悬挂的费城交响乐团巨大标牌，突然想起，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观看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了。
上一次是1973年秋天。
37年前，中国还处于严酷的文革之中，反帝反修是报纸和广播每天必谈的主题，反帝就是反美帝国主义，反修就是反苏联修正主义。我们每天都被教育，要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但要扫荡中国的封、资、修，消灭一切企图复辟的阶级敌人，还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生活的人民。
突然，1972年初，尼克松来访了。党和政府，从上到下层层传达的解释是：美帝国主义到中国来投降了。
尼克松访华所产生的震撼还没过去，一年半之后，《参考消息》通过转译外电的方式披露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即将来华演出。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来华演出的交响乐团。
从文革爆发开始，交响乐一直是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象征来批判的。
文革之前，我不知道交响乐是什么，我家没收音机。文革中，我才从大批判大字报的文章中知道了有种音乐叫交响乐。那是一种把各种管弦乐器合在一起演奏的音乐，还有一个人担任演奏的指挥。
1968年夏，我大弟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密友赵耀武，悄悄告诉我，他在他姨夫的储藏室里发现一个带唱机的落地收音机，还有一些老唱片。
“哇！那我们去听听。”
文革前，我所住的小街有个做理发员的街坊，曾向朋友借来留声机在家播放新出不久的塑料唱片，在小街上引起轰动，她家窗口挤满了好奇的脑袋，甚至连成年人也忍不住好奇心，站立在孩子后面观看这新奇玩意。
三天后，借来的留声机必须归还，小街仿佛丢失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赵耀武的姨夫杨文熊在交大做讲师，姨妈在华东纺织大学任助教，家在黄浦江边的石库门房子里，离我们小街没多远。他们家有落地收音机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小街，有台式收音机的也没有几家。
赵耀武原来并不住在我们这个穷区，他属于地段比较好的静安区，文革开始后，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他妈怕他受欺负，另外一方面，姨妈的两个孩子很小，需要人照看，就把赵耀武转学到姨夫家来了。
“带你们去听可以，一定要十分小心！出了事情不得了。”赵耀武特别叮嘱道。
我们商定每天午饭后，我和大弟以及邻居永海分别到他姨夫家。这时间，爱监督敌情爱打小报告的里弄老太太们午睡了，我们可以趁机潜入。
他姨夫家在二楼，穿过石库门长长的过道，经过两三户人家，到楼梯口，上了二楼转弯又经过经过两户人家的门口，才到达二楼最后一户人家，就是他姨夫家。
悄悄进门，等人到齐后，赵耀武打开楼梯斜坡做成的储藏室，搬掉了外面的杂物，隐藏在最里面的落地收音机就暴露出来了。
我们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把落地收音机挪到厅里，再把隐藏在储藏室里的一叠胶木唱片拿出来，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胶木唱片，第一次是66年炒家风潮中，我们经常看到红卫兵把抄出的唱片，扔在地上用脚踩或者扔到火里烧。
费城交响乐团73年在上海黄浦江游览船上观看中国民乐演奏
因为被禁止，反而激发了我们对交响乐的好奇心。我们把78转的胶木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机上的留声机里，不敢打开音响，耳朵凑近留声机，听着唱针在唱片上滑动时发出的非常轻微的音乐声。
就这样，我们几个少年第一次接触了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西方古典音乐。
赵耀武姨夫还收藏了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周旋和王人美的唱片。听着这些被党定性为黄色反动的靡靡之音，我们既紧张好奇，又有着冒险犯罪的快感。
可惜，每天午后偷听音乐的好日子不久就结束了。有天，赵耀武姨夫严厉盘问他是否动了储藏室里的落地收音机？他只承认到储藏室里找过东西，移动过落地收音机，坚决否认曾经听过音乐。
此后，他姨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储藏室门，伸手去抚摸落地收音机是否发热。
从姨夫严峻的神态，赵耀武意识到偷听反动音乐的活动不能再进行了。
因为一旦被揭发，倒霉的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更是罪加一等。
两年后，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一个知青集体户的刘雍，比我年长四岁，上海复旦中学68届高中生。他喜爱交响乐，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响乐的旋律从头哼唱到尾。他带到农村的书籍里，就有关于交响乐的，我记得有本柏辽兹的书，专门分析和介绍贝多芬九首交响乐的，我似懂非懂的看了两遍，再听刘雍的讲解，明白了很多。
1973年，《参考消息》披露费城交响乐团即将来华演出的时候，我们俩都已经在九江工作了，刘雍是非常激动的和我谈论这消息的。
在工厂工作，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加上春节三天国定假日，每年在上海最多只能呆15天。1973年秋天，假如不是正巧厂里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绝无机会看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的。
来上海之前，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了四场，上海只演两场。票子之紧张可想而知。离开演出的场地——上海市革委大礼堂还有500米之远，沿路就不停有人在问有退票吗，有退票吗？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过组织系统发放的，每张票子都能查到是通过哪个系统发放到哪个单位的个人的，以确保万一出现什么政治问题，就能立即查到当事人。
在费城交响乐团来之前，曾经有人请示上级：观看演出的时候是否可以鼓掌？
这个请示经过层层上报之后，最后上级来了指示：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礼貌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在演出过程中可以适当鼓掌。
有了上级的这个指示，鼓掌就合法了。
我不明白，明知不会有人退票，为什么沿路还是有那么多人怀着几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讨般的等候退票？每张票子背后都盖着“非卖品”的蓝色印章，谁敢拿这种票子去换钱呢？再说，他们用什么去交换别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许是粮票、手表票、自行车票诸如此类的购物票证。这是我至今没搞明白的事情，当时我只想赶紧摆脱他们的纠缠，根本没兴趣去看他们伸出的手掌里握着什么。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竖立竖写的巨大标牌，伸展在市革委大礼堂墙外的空中。标牌是深蓝底色上写的黑字。尽管事先已经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过《纽约时报》对这块第一次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告牌的介绍，亲眼看见，还是感受到这块标牌静谧而震撼的力量。我仿佛是去出席一场宣告未来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庆典。
朋友后来问我，票子这么紧张，你那时怎么弄到的。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我爸单位上发的票子。
我爸那时在一个涉外单位当个小干部，经常可以得到文艺演出的票子。
和1973年我所看到的演出一样，费城交响乐团2010年5月7日在上海世博会的演出，也是以演奏中美两国的国歌开场。
不同的是，这次是他们单独演奏，上次则邀请了中国军乐团配合演奏。当报幕员宣布演出开始，紫红色的帷幕徐徐展开，中国军乐团成员，身穿白色军乐团制服，手持金灿灿铜管乐器，在舞台后部排成两排，显得威武气派。国歌奏起，观众自动起立。中国国歌奏完，紧接着是美国国歌，中国观众依然站立着表示出了应有的礼貌，也许是看到台上的军乐团都在演奏美帝国主义国歌，观众意识到站立着不会犯政治错误。
这次由费城交响乐团独自演奏中国国歌，他们去掉了几个短促停顿，使得《义勇军进行曲》战斗性减弱了，却表现得华丽典雅和大气。当我象37年前一样，恭恭敬敬的伫立着聆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中国国歌的时候，心里不由感叹，为什么我们的国歌也是美国的交响乐团演奏得好听呢？而37年前聆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中国国歌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内心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感动。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是有着一份骄傲：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全球领袖，也不得不演奏中国国歌了。
费城交响乐团每次来华演出，都会邀请一个中国演奏家一起参与演出。这个惯例不知是否1973年首次来华演出形成的。那次参与演出的是钢琴家殷承宗。殷承宗是文革期间最走红的演奏家，是江青的御用钢琴师。他配合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颂》。这是一首作为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献礼作品。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殷承宗的表演。他的身材过于肥胖臃肿，却偏偏很不知趣的在钢琴上狠命的死命的不断扭动，他那样疯狂的敲打琴键，似乎对钢琴充满了仇恨。
他幅度过大的动作，姿态过于夸张的表演，让人看了感到痛苦，不舒服。以至于我无法静心去听他钢琴的声音。
他是过于刻意表现黄河汹涌澎湃排山倒海的力量了。而我所理解的洗星海的《黄河颂》不是这样的。这首基于光未然作词基础上的交响乐，原词核心部分的第一句就是：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
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
结成九曲连环；
再看洗星海的作曲，分明表达的是在高山上看黄河的感受，是深沉舒缓的抒情。
尽管整个大礼堂的观众都屏声息气静谧地观看着演出，我还是忍不住侧转头来，对身旁的……
回忆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年我不是一个人去看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的，坐在我旁边的还有我的小弟。
当年的票子那么紧张，我父亲是绝不可能弄到两张票子的。
那么这票子是哪儿来的呢？
我明白了，是我小弟洪康的提琴老师给的。
洪康的小提琴老师名叫李明，是当时上海电影乐团首席小提琴。
洪康12岁那年，到上海海员俱乐部观看演出，他看到台上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表演小提琴独奏，非常羡慕，从此就梦想自己将来也会拉小提琴。
两年后，他在同学家里玩，听到窗外传来动听悦耳的提琴声，他忙问同学，这是谁在拉小提琴？同学告诉他，是邻居在拉，邻居是上海电影乐团专门拉小提琴的。
“是吧？！”
小弟获知这消息振奋之极。从此每天放学后都去同学家，只要李明拉琴，他就伏在李明家的窗外听。
就这样他和李明认识了，也和李明的妻子认识了。
李明的妻子没工作，在家带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小弟经常主动帮李明妻子跑跑腿，还帮忙做点家务，深得李明妻子喜欢。李明妻子知道我小弟想和李明学小提琴，就开口对李明讲，李明答应了。
小弟简直是欣喜若狂，正好那时候我已经调到九江钢厂当工人，有了工资收入了，就凑钱给小弟买了一把私人转让的，价格30元的小提琴，这把琴经过李明检验，可以用来学琴。
为了表达对李明的感谢，我有时就从江西带些笋干、花生之类的土特产给李明，有一次还请厂里去景德镇出差的采购员买一套漂亮的青花餐具送给李明。
李明知道我在上海，为了表示感谢，就弄了两张票子给小弟和我去看，情况一定是这样的。
李明生前我曾经见过他一次。杨文熊听说我小弟的提琴老师是上海电影乐团首席提琴手，就想和他商量能否让自己的7岁的大女儿也跟他学琴，于是经我小弟传话，他们相约在我家见面。
那天上午十点，李明先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明，也是最后一次。
他将近四十岁样子，瘦瘦的脸，高高的鼻子，洁白的衬领外是笔挺的哔叽布中山装，中山装外面又套着一件毛蓝布工作服，显得柔和含蓄，巧妙的把中山装的严肃刻板给冲淡了。在那个男女服装千篇一律，非蓝即黑的年代，居然有人那么巧妙的在穿着上突围。
我们家属于社会底层，四个孩子中，唯有我小弟具有优雅文静的风度和气质，也很善于穿着和搭配衣服。我想这就是音乐和老师李明的影响。
很多年之后，1998年，香港电台记者陈笺为我创办《香港书评》而采访我，问我在香港这样的商业环境里，为什么这样热衷于文化事业，我回答说：文化使人美。
我作出这个回答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李明和具有雍容端庄，典雅高贵风度的刘雍母亲。
艺术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依然无法和鲜活的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相比；而具有美的气质的人，又来自于长期的环境影响和文化熏陶。
李明出身于音乐世家。他16岁那年同时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电影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的主考老师是吕明，吕明是洗星海的学生。他给予李明非常高的评价。可是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支付去北京学习的费用，他父亲要求他去上海电影乐团，因为进入上海电影乐团，他不是作为学员，而是演奏员，立即就可以拿工资了。
对此，李明终生抱憾。
1963年，上海电影乐团到兰州演出，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远房亲戚、在兰州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的表妹。
这对俊男美女一见钟情，回到上海后，李明就正式明确了和表妹的恋爱关系。他父亲极力反对。和在外地的表妹结婚，户口问题无法解决，户口无法解决，就只好长期两地分居。
李明没有理睬父亲的反对，继续和表妹保持着情书往来。
1966年夏，表妹的家，因其在兰州民族学院任教授的父亲，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抄家。当红卫兵把家里的书画等所谓的“四旧”毁坏烧毁，把金银财宝抄走的时候，表妹两只手的手心里紧紧握着两根金条，镇定自若的站立在墙壁。红卫兵一离开，她就立即去火车站，买了到上海的火车票，投奔表哥了。
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潦草的婚礼。李明妻子就这样没户口没工作的在上海居住下来了，一年后生下了孩子，三年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一家四口全靠李明每月七十几块的工资度日。因为妻子和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粮票，他们家只好长期购买黑市粮，李明的工资就更加捉襟见肘。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李明和进驻上海电影乐团的工宣队关系不好，被派到郊区农村去干繁重的农活，去劳动锻炼改造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农村，李明得了乙型肝炎，因为没有得到好好的治疗和修养，急性乙肝转变成了慢性肝炎。他经常请病假在家休息，为了业务不荒废，他就常在家练琴。
这样，我小弟才有机会在贫民区听到一个小提琴高手的琴声。
1978年，师母家平反了，当年的抄家物资归还了，还补发了10年的工资两万多，在当时全国平均工作只有四五十元的情况下，这简直是巨款。
李明一家四口，坐上火车去兰州分享平反的喜悦。到了那里，每天都有亲友宴请，李明疲劳过度，导致肝昏迷，抢救无效，死在兰州了。
噩耗传来，我小弟悲痛万分。那年我刚考入九江师专读书，寒假回家的时候他多次问我：为什么好人没好命？
他的师母捧着骨灰盒带着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7岁返回上海。把后事料理完毕之后，她来到我家向我小弟告辞。她说，李明在的时候都没能解决她的户口问题，现在李明不在了，上海电影乐团更不可能解决她的户口了。孩子的户口是跟着母亲的，她没有上海户口，两个孩子也没有。她只有带上两个儿子回到兰州去生活。反正现在孩子的外公外婆养得起他们了。她说她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到上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去玩过，现在总算经济上宽松了，她想回兰州之前先到苏州杭州去旅游一下。
她走后，我弟弟很生气很难过。说李明死了，她怎么脸上一点悲伤的表情也没有，怎么还会有心情去游山玩水？
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那一年，那一年大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那一年恢复了高考。小弟本来想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可是中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因为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在工厂工作，即使当初去插队的大哥也进了厂了，按照条件，他必须下放，被分配到安徽大风农场，想参加高考，得先接受分配把户口迁了，到安徽农场去报名考大学。他不想去，我爹妈也不让他去。
一年后，当年的下放知青都回沪了，知青下放政策取消了，他可以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了，年龄却过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报考年龄不能超过二十岁。他刚刚过。
那年还发生一件事情。我小弟那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轻音乐团，每星期为观众免费表演两次，同一个团里有个女孩，琴拉得好，音乐素养也好，因其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乐团吹小号的，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后代，这个女孩一直很受压抑。我小弟对这女孩印象非常好，多次在我面前津津乐道的赞扬她，夸奖她的音乐才华夸奖她的为人。我猜想我弟弟已经爱上她了，只是由于年少害羞不好意思表白。
可是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这女孩为了出国嫁给外国人了。
我弟弟惊呆了，说一个人怎么可以为了出国嫁人呢？这不是和妓女差不多了吗？
他当时绝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自己也走上了出国之路，再十年，他对劝他回来的老爹老妈说，已经习惯了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了，无法适应这里生活了。
改革开放给很多人带来的希望带来了盼头，可是我小弟却接二连三的遭受了打击。
这大概就是他看淡人生看淡爱情婚姻的起因。
37年前，我实在忍受不了殷承宗带给我的别扭和不舒服的时候，侧过头，悄悄对坐在旁边的小弟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殷承宗。”
小弟悄悄回我一句：“我和你一样。”
在当时，这话如果被邻座听到，打个小报告，我们就会被打成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在党的舆论宣传教育下，我那时成为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可是我却是一个没有完全改造好的革命青年。我向往革命，却不喜欢甚至厌恶革命文艺。八个样板戏，电台和广播喇叭每天在播放。无论是农村戏台，还是城市剧场，从公社到工厂的文艺表演，都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歌曲我还有几首喜欢的。样板戏，除了<杜鹃山>的几个唱段，其余我没一个喜欢的。至于小说，如当时红极一时的<金光大道>之类，我更是读不下去。
正是对极左文艺的厌倦厌恶，使我心理上和极权以及所有能代表极权的东西，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鸿沟。我想到我和他们亲近，加入他们的行列，就无法继续喜欢真正的文艺了。这种交换我不舍得。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是对艺术美的喜欢和向往，阻止了我向极权靠拢，从而避免一次人生大坠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