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特约评论员 熊秋红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个规定在性质上大体属于带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司法解释不限于法官通过个案释法，而是包括针对法律粗疏的现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释法，此类规范性文件带有明显的“立法”色彩。而两规定由“五机关”共同发布，其内容不仅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而且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定，这种带有“混合性”的规范性文件，只能在大体上视之为“司法解释”。

刑事证据两规定实质上构成了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补充。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刑事诉讼围绕着发现犯罪、追诉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而展开，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追诉以及最终的定罪量刑必须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就成为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仅有8条规定，过于简略，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相对于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沉默，新发布的规定可谓是一种突破，但也几乎是唯一的突破。令人遗憾的是，该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流于形式，徒具“一纸空文”。

刑事证据制度不严格、不完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受 “口供中心主义”、“口供乃证据之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侦查工作的重心，并以口供为线索寻找其他证据，从而形成赖以定案的“证据锁链”。由于获取口供是快速破案的捷径，侦查人员有时不惜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加之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以及允许对被追诉者长时间的封闭式羁押，更为非法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土壤。口供的自愿性难以得到保障，导致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翻供现象屡见不鲜，法院在此情形下往往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皆是如此。

刑事证据两规定旨在夯实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证据基础，预防和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方法，也是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对于死刑案件理应遵循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其实，《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内容是现代刑事证据法的一般要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也应遵循，只不过在我国刑事证据法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在死刑案件中“先行一步”而已。办理死刑案件更高的证据要求，主要体现在对于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其中的一些规定，体现了由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突破了两高原有的关于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司法解释，不仅扩大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而且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操作规程，包括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启动、法庭的初步审查、控方证明、控辩双方质证和法庭处理；此外，还规定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义务。该规定的出台，大大加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取证，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有损司法公正，而且容易酿成错案，所谓“棍棒之下，何求不得”。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通过剥夺侦查人员“劳动成果”的方式，遏制他们违法取证的动力。如果不建立该规则，将会使全部证据规则虚置，程序法治因此也不能得到有效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应当看到，该规定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对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监听等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而这些措施的采用直接关涉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保护。

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但却未能按期完成修法计划；2008年10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新被纳入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刑事证据两规定的发布，可以视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奏。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构建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预防冤假错案、提高案件质量的重要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