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黄小伟 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为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近日中央政府颁布了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中国首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了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大学去行政化在如此高规格的国家规划中并非首次提出。之前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大学要不要去行政化？答案已有定论：必须的。自德国人洪堡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柏林大学以来，其确立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等办学思想便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思想的滥觞。而“中国高校是行政化大学”（朱清时语）的现状与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是抵触的。在有行政级别的大学里，学术被边缘化了，或者说为行政权力服务了。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在这样的大学里，我们能指望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目前中国有30多所副部级大学，还有为数更多的正厅级公办本科和副厅级的高职高专，其党委书记、校长也相应为副部级、厅级干部。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中国不少高校也正在内部进行去行政化的人事制度改革。但不少高校对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持有异议，他们的理由是，在泛行政化的社会环境下，高校无法单独去行政化，否则将面临无法与社会接轨的尴尬。

这种尴尬的确已经出现。比如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人朱清时，有一次开会，因为没有级别，座位就被安排在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在职业学校的后面。而之前他在中科大任职时，有事能直接找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或者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对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行政级别后我可能就找不到他们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没有级别的大学校长找不到市长，是大学去行政化后面临尴尬局面的形象表述。问题是大学校长为什么一定要找市长，可不可以不找市长？回答是必须找。目前大学从资金预算到招生指标，到学科点设立，到校领导的任用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层层的行政指令。不找市长，大学就寸步难行。而如果要找市长，大学校长必须有行政级别，否则想找也无可能见到市长的面，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最后的结论是，大学必须维持现有的行政级别，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不仅仅是大学要面临的问题，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内的医院也会遭遇此类困扰。

破解上述悖论的途径就是不仅仅大学要取消行政级别，而且整个教育体制也要去行政化，剔除中间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实质就是“管办评”三者的分离——政府少管、大学自主办学、评估第三方介入。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放权，这实质上也是“全能政府”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程。

具体到中国的大学，我们认为洪堡当时办大学的观点依旧适用：办理大学也是国家的职责；国家既要办大学，又要让大学保持独立而不加干涉。唯有这样，没有级别大学校长才不用为找市长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