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史彦/文 张维迎教授主编的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聚合了36位中国精英的思想精华，他们是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全都声名显赫。这本书是“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演讲和讨论的合集，以简短的发言和有限的讨论来阐释本书所宣称的命题似乎有些不够严谨，但可以保证的是，这里提供的是浓缩的思考，缺少复杂的推导和研究过程，这似乎更符合读者探讨问题的方式。

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你不能忽视这些观点可能对你产生的冲击。因为，他们的身份意味着这些思考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影响深远，他们代表着一群不容忽视的人，这些人制定政策、控制资源、影响舆论。如果想对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的未来做出一些揣度，这本书不能忽略。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最近两次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得益者，尽管每一次都是危机重重，充满了痛苦和困惑，但每一次危机都加速了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进程。

把这种成就视为才能的体现或者好运气的结果都没有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这当成一种定式，把奇迹当成习惯，总会摔大跟头。

中国大踏步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方式相对简单。不断扩大的全球需求驱动这台出口机器。最近十年间，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疯狂地消费产品，无论是中国国产的，还是海外进口的。道理太简单。从智慧出众的经济学家到娱乐版的狗仔记者都可以随便谈论“中国奇迹”，结论都大同小异。

中国长期以来依赖巨大的后备农村劳动力。在中国内地，人口从农村向大型工业城市转移，许多中部城市人口现在已达数百万。工厂密集于这些城市。当需求上升，这些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也随之而上升。而中央政府相信即使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出口疲软，也可以通过新兴的中产阶级化解，他们的消费能保证GDP继续增长。

这些都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调整的成果，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堪称完美，甚至1998年到2008年被称为梦幻般的“黄金十年”，似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股独立的力量，一个新的领袖，好像已经有相当数量人的消费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过去的两年间，尤其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渐进尾声之时，我们看到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可能是地球上最具依赖性的。

制造业支撑的出口奇迹不仅受到外部市场的钳制，也面临内部的挑战。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心理层面的高度，以前人们讨论更多的是最低工资、民工荒和城市化进程，局限于个人追求、企业发展的范围，而心理问题的激化把产业病演变成了社会病。在体育场上，心脏有病的运动员从事剧烈运动最坏的结果是猝死，经济领域亦与此类似。

促进消费之说已有多年，一段时间里，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举世瞠目，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谈论日本购买美国，现在人们在谈论中国购买世界。与此相应的舶来品是“中产阶级”，似乎中国这些超级消费能力来自于这个最稳固的阶层，学者都在讨论“棒槌型”社会是多么完美，差异只在于确定中产的界限到底是什么。

但很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所谓“中产阶级”是那么脆弱。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我们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没人能说得清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幅全球瞩目而我们的股市表现在最近半年全球倒数第五？疯涨的房价除了把不少人变成房奴，加上不断上涨的物价，缩减开支成为所谓中产共同的选择。屡受股市暴跌和房价激增的打击，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规模和心理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他们比贫困阶层更深切的了解贫富分化的程度，多数家庭聚集三代的力量购房，而中国最有钱的20%的人群可以轻松购入多套房产以作投机之用，富裕程度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在种种困惑中，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却是坚定不移的，1998年开始的成功学极大的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通过创业、奋斗进而达成个人成功、财务自由的理想模式似乎可行，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李彦宏、马云之类的创业英雄。但数载之后，最受尊崇的职业是公务员，一旦进入这个系统，成功带来的好处是不好用数字衡量的，即使失败也能获得社会平均水准的收入和保障。关于这一点，大家都看得清楚，所以陈丹青说社会价值观从金钱至上变成权力至上，反对者寥寥。

上一次危机，我们面临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而现在，我们不仅重新面临同样的问题，还要面对更为棘手的心理病症并且重张道德。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下一次危机就不再是机会而是灾难。

我们处在一个内心外在都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看清未来就更为重要。《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显示了同样的困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央企成就、发展进步、其领导者薪酬等问题的解读，饱受争议；四位国内大银行行长的观点四平八稳；创投行业的风云人物依然是老调重弹；解振华的演讲《走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之路》行文朴素、内容充实，但数位国有大汽车厂商的应和显然不能构成一场对话，缺少足够的启发。

但是，请回到文章开始的地方：他们的身份意味着这些思考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影响深远，如果想对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的未来做出一些揣度，这本书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