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找到了梁冬,因为他是中医界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公众人物里中医水平最高的人。无论是想为中医拨乱反正,还是趟一下浑水,梁冬都是合适的采访对象。
小小的正安药坊,前后脚来了三拨记者。这个4月份开张的中医诊所,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接受外行人的审视。
正安药坊在北京的南池子大街,一家很小的店铺,大门紧闭,门上有个电铃,开门一股药香迎面而来,里面的年轻人着长马褂,给我们拿一种叫薯蓣丸的药,如果不是腕上的手表暴露了,这一切都是古人的生活。
梁冬的穿衣风格像极了成龙,麻布衣,中式盘扣,老北京布鞋。化妆师在给他化妆,在接受的专访中,也有一些时尚类的媒体。他拒绝画眼线,严肃起来一点不像好多年前跳着说话的 《娱乐串串SHOW》的主持人,也不是《相信中国·寻找百度》书皮上那个像打了鸡血的亢奋商业精英。
“你之前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私底下不是这样?”他反问,“我就是不喜欢化妆才不当主持人的啊。”
他也不解,“你们真是因为张悟本才来找我的吗?”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热门事件的催化,中医一直是非常热闹且最具有价值的话题。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称职的公关总监,只不过对象从百度变成了中医。
从百度离职后,他消失了一年多,去行走和云游。现在,他对自己身份的新认知是:中国文化传播者,太安健康、正安药坊创始人。
做一个传播者
梁冬对自己的定位是“0.1”,相对应的,中医师的水平是1.0,普通人是白纸,他对于中医知识的研习还在进行当中,却不妨碍他充当媒介。“其实我是很皮毛的。我的优势不是学得好,而是因为我学得差。我要利用好现在这个阶段,我要做好0.1该做的事,0.1也不是坏事。”他认为水平高的人往往没有办法用我们所能理解的语言去讲授知识,“1.0的人才不屑于和你讲呢,多没意思啊,他会觉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这是中医文化现代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在张悟本事件之后,梁冬也进行了思考,到底吃绿豆会不会中毒并不是事件的关键所在,“水喝多了都会中毒啦!”重点在于,当大家高抬贵手打击完骗子和不听话的地方台之后,是否有再问一句的觉悟和反思,“为什么不幸的被骗群众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当他们如饥似渴的寻找他们能负担的医疗方案时,正统正确的教育在哪里?”
张悟本的大红大紫和迅速陨落至少带来了人们对于中医和养生的重新关注,各个电视台也推出了各自的养生节目。从传播效果上,梁冬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有当人们接触得多了,真理才有可能积淀下来,虽然 “除了极个别能把话讲清楚之外,大多数的也不明白自己在讲什么”。
中医理念的推广和关于中医功能性的输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方式。梁冬的原则是不谈技术,祖传秘方和专治疑难杂症导致老中医受到质疑,而过度功利地追求立竿见影的传播效果,则是现代中医师被媒体绑架之后导致的另一个极端。“基本上一说就错。之前宣扬针灸可以治很多病,就马上有人出来说针灸会传染艾滋病。”他认为国人对于公众事件的看法,还停留在文革时的思维,“西医每天要用多少针头,献血输血都有可能导致艾滋,为什么不能分开来讲呢,抓住一点上纲上线,所以我从来不讲技术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的是,突然有一天,娱乐主持人梁冬在他的节目里积极推广一本叫《思考中医》的书,这本书因此意外大卖。实际上,他与中医真正结缘是因为自己的宿疾痛风,某天跟广东中医院院长吃饭,院长问梁冬对国医大师邓铁涛是否感兴趣吗?梁冬说“有可能”,没想到邓铁涛真的收了梁冬为徒,不过师父执意让他去推广中医,因为“医生不缺这一个”。
他和吴伯凡 (《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共同主持《冬吴相对论》,在电台和电视台主持《国学堂》节目。从本质上来说,中医是一门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下的经验主义哲学,强调抽象的物质、能量与意识。他笃信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也会带着几百个太美旅行俱乐部的会员,参加道家修炼课程,去缙云山闭关7天,不联络,不看书,不写字,每顿饭一碗粥,9颗花生米,吃40分钟,每一口嚼36下,没吃完就打饱嗝了,在道家看来,其实身体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传统文化的法门
梁冬认为中医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人认识和尊重自己身体的本能和诉求。“我相信我骨子里就有这些东西,现在开启了封条。”他从未学习过书法,甚至连毛笔都没有碰过,有一天病了,他躺在病床上,忽然就觉得毛笔字是这样写的,于是差人拿来纸笔就下笔,现在据说他的字每平方尺可以卖到2万元。
前因后果流水线式的单向思维是他所抗拒的——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的采访对象,他不理解记者为什么喜欢戏剧性的冲突,记者也无法明白他的“虚无”和“自我”。“3岁的时候我家住在四川攀枝花,有一天在1楼,我跟着一个皮球在跑,我追不上它,于是我在后面踢了一脚,然后这个球弹到前面的砖墙上,然后回到我的手里面。当时我想,明明它在我前面,而且我在往前面踢,但是它却因此回到了我的手上。这说明什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天赋和顿悟,有的人在哲学上,有的人在艺术上,有的人拿着钢琴就知道怎么弹。这些都不是学出来的。”
换种说法更好理解。他说:“我们现在说人有轻功,会飞檐走壁,事实上每只猴子都会飞檐走壁,这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能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女人,她会一下子就知道哪个男人喜欢她哪个不喜欢她,还有很多男人,他立刻能捕捉到场子里谁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可能这个人穿得非常低调,坐在人群后面。但他就是有这种天分。”
他保留了精英化的思维和语言。世界上有两种生意,一种是将同样的东西卖给不同的人,另一种则是将不同的东西卖给相同的人,他是后者。无论是深度娱乐、百度、太美以及中医馆,在他服务的相同的人里,普通民众显然在体系外,他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影响着中产阶级。期待产生更广大的影响力,并不是一个能立即见效的方子。
不过,方向比目标要重要,我们看得到的距离毕竟有限。“《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你的气做得再好,你的方向错了也没用。”他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奥拓和一个奥迪一起往广州方向走,谁先到?不一定。但如果奥迪往哈尔滨方向开,奥拓往广州方向开,奥拓慢,可能得十个月才到,但毕竟是到了,奥迪开得再快,也到不了广州。所以奥拓还是奥迪都不重要,工具是第二位的,方向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古代里所有的书,兵书,农书,《九阳真经》,《黄帝内经》,一上来都是和你讲天啊地啊,天地啊,天人合一,和谐啊,都是那套东西,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先给你个方向,你要是方向不对,打太极也只能是太极体操。”
沉默生活的反思
许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他在凤凰卫视做娱乐节目时的样子,对娱乐人物嬉笑怒骂,却很少有人晓得,他是在做解构主义尝试。而他离职百度的原因,周遭也有诸多的猜测,他并不解释,也不正面回答,误解和正解于他都没有意义,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完全了解自己。
“我最反感的一个形容词是‘华丽地转身’,偏偏很多媒体喜欢用。在百度的后期,我发现我的能力不足以应付这么多事,公司上市资产到了几百亿,我想我得赶紧走了。百度很成功,我们这种人能力有限,小手工业者嘛,我可以给别人提供一个时期的肩膀,但不能你上了就不让别人上了,这样很无耻,一人玩几天嘛。”他大笑。
他现在除了做旅行社,还参与投资了一家以基因检测为业务的公司,要做的事儿主要是“站在你需要的基础上,在疾病真正显现之前,把你所有应该买的保险都买了,而且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买”。公司创始人找到梁冬的原因是,认为他有能力将一个纯科技导向的公司做得具有文化气质,梁冬给公司拟了一句口号:洞见人生因果。对于自己身体内本源的追溯,往往会让你觉得自己需要一种信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静悄悄地做着这些事情,安静而欢快。每天到正安药坊,打点完事情,到二楼的阳光房喝杯小茶,有了思考的时间,节奏像个隐士一样。他喜欢王小波,认为自己也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有勇气的是更为年轻的韩寒,“他说出了一些我想说而不愿意说的话,他比我睾丸胴含量高,这是件好事。”
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偏执的传统文化的拥趸。简而言之,中医注重内心、个体和情感,他反感的是西医所奉行的无区别体系,那是现代工作标准化的异化结果。他最怕的事是西医的拔牙,牙医恨不得拿脚踩在你的身上顶着,然后拔下来。而且好像是榔头之类工具在你的牙齿上敲出声音,和装修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的国学笔记上,有这么一句话: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是不足信的,只不过是不足信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科学上说的话,永远都是错的,否则怎么会十年就翻新一遍呢?人类的文明过程,就是人祸取代天灾的过程。所有科学都是单刃刀,只砍你的生存技术——以前从单位开车回家,是多自然和简单的一件事,但自从有了GPS之后,我们失去了这种能力。
“不谈科学体系,回到中医本身而言,实际上中医和西医就像喜马拉雅山上南坡和北坡的两个爬行者,他们所追求的原点是一致的,批评中医的人不懂得西医发展的最新方向,他们也在寻找能量。”他并不认为东方和西方在思想上有多大的区别,“巴菲特的本质是老子,他所有的投资思想都和《道德经》是一样的。西方人混得最牛的不就是巴菲特了吗,他恰好和中国最牛的人在思想上达到了统一,我现在想写一本书,叫《左手巴菲特,右手道德经》,巴菲特的所有投资行为都可以用 《道德经》来解释。”
对他来说,现在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可以随意地选择穿什么衣服,有时是短裤、布鞋,配立领的高尔夫球衣,同事都嘲笑他的搭配,“我天天不挣钱,给你们打工,我图个什么,不就图个这个嘛。连这个都不行,我还不如回去打工呢。”
不过,除此之外,在这个被GPS们吞噬的时代,不知他还能有多少空间和坚持?“虽然我认为它们是荒谬的事情,但是如果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和GPS连接,你能不用吗?”他像是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