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欧阳晓红 尽管，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强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态度很强硬；尽管，上周末中国央行宣布，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令二者看起来似乎有着因果关系，我们宁愿认为这是某种巧合——是汇改5周年之后，中国政府依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中国国际收支状况，而作出的汇率政策安排与市场化选择。

随之应声而落的是，6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7980，较21日的6.8275大幅走高295个基点，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但翌日，该中间价又回落至6.8102，较前日走低122个基点。这不难看出，二次汇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取代升值成为关注重点。可以佐证的是，在22日的即期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汇价振幅接近央行规定3%的日浮动幅度的一半水平。另外，虽然295个基点透出短期人民币升值预期，但即期询价市场上，市场力量显示交易机构无意推高人民币。

如此表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央行的汇改诉求——央行希望汇改重点摒弃所谓“升值论”，令汇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市场供求，而非央行干预；欲变市场与央行之间的博弈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但另一种可能是，由于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目前中国外汇收入与支出受到一定的行政干预，外汇市场反映的供求关系不完全充分，当前面临的升值压力也许没有反映人民币汇率的真实水平。

升值论之外，普通公众对于汇改还有两个误会：阴谋论与工具论。前者将重启汇改归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其实不然，中国不会妥协于外界压力，只是依据国内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兼顾履行国际义务，掌握汇率改革的节奏和力度。

后者视汇率浮动为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出路；这样的理解或许有失偏颇，虽然，调节国际收支离不开汇率的杠杆作用，但汇率的升或贬并不能完全左右贸易失衡。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4日重申，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结果才是关键因素。

显而易见，加大汇率浮动弹性，无疑是要增强市场的有效性，剔除汇率单边预期。不过，尽管有效市场的特征即为价格不确定，汇改后汇率浮动幅度从之前的不超过10个基点增至数百个基点，汇率变化也不会很大。以往经验显示，即使是2005年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其升幅也有限。

严格意义上，汇率制度是种长期的机制安排，但汇率政策可以作为阶段性的政策取向。就像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和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波动幅度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央行认为这符合我国经济地自身利益，有助于我国经济较快的实现稳定和复苏。在各国开始普遍关注后危机阶段宽松政策的退出机制问题时，我国也应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重归市场化改革之路正当其时，最终将汇率改革还原于市场。

我们以为，当前汇率改革是要增强汇率弹性，在汇率机制形成中发挥市场作用；此过程中，汇改也并非从某种汇率制度转向另一种汇率制度，而是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也表示，此次在2005年汇改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