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社论 跨国公司领导人罕有地对中国政府发出批评。本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的话称，中国政府对外国跨国企业越来越不友好，并称，通用电气在中国正面临25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

本土企业领导人却对外国公司忽视中国市场提出看法。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 《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苹果没把中国市场当回事，否则联想会有麻烦。

在商言商，商人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伊梅尔特对中国怨恨越大，说明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越多。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表态跟柳传志的说法没有两样：中国市场是一大机遇。

区别只在于：伊梅尔特态度悲观，柳传志信心满满。面对同一个市场，为何两个顶尖企业家的判断迥异？

毋庸讳言，伊梅尔特的埋怨是外国公司近来境遇的一隅。过去几个月，有关外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批评越来越多。抱怨的另一面是，外国公司正逐渐被挤出中国市场，本土企业越来越受欢迎。

在中国市场，惯有的格局是高端市场一般为外资把控，本土企业一向以低成本著称。现在，这些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表明，这一延续了数十年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在外资把控的高端市场，本土公司的份额正在扩大。

不论在这个过程中，备受批评的中国政府扮演了何种角色，但中国本土企业能够突入高端市场，说明这些企业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拓展的综合实力。就此而论，外资与本土企业冲突的程度，无疑可以作为中国产业升级速度的一项重要标志。

所有的企业都是生活在一个产业生态圈中，有自己的食物链。每一家企业都是这个食物链中间的一环。企业不可能不希望自己处在附加值的最高点，产业升级问题是所有企业家在考虑的问题。

升级并非简单的提高产品质量，客户可能并不需要这种改善。比如说，把加工精度做到10已经完全满足需求了，做到0.1固然令人欣喜，但是额外的成本是自己担负的，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不能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以盈利为要的企业是不可能做的。

对于企业的升级而言，最直接的是产品升级——必须选择新的目标市场，开发新的高附加值产品，这是根本。

但是，这个向更高附加值升级的过程，是激烈的竞争过程，而不是按需分配过程。如上所述，企业是在一个生态圈里。进行产品升级，意味着与原有的高端厂商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凭什么客户要买你的产品，而不继续采购别人的东西，而且原有的高端厂商就是闭着眼睛让你来放手抢夺份额？

所以，伊梅尔特的表态，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企业占据了更多市场份额的现状的回击，在这种回击中，他把份额丢失的责任推给中国政府；柳传志的评论，其实表达的是对撼苹果的信心，他有决心在中国占据移动终端市场的优势地位。

以是观之，产业升级的本质可以部分地看作内资和外资的矛盾问题。无论是外资威胁论还是中国区别对待论，都是这种矛盾的衍生物。从这个角度理解问题，也许可以抛开那种泛政治化的责怨，无论是针对外资的还是针对中国的。

成功的产业升级，必然的要求就是将外资打败，而失败的产业升级，必然是本土企业在竞争中落败。这正是伊梅尔特们埋怨越来越多的本质，也是柳传志们越来越具进攻性的来由。掌握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话语权——两者的诉求本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