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晶/文
一
当我在三里屯Village的星巴克徘徊了整整三圈的时候，他邀请我坐在对面。
这是北京典型的一个夏日傍晚，再过一个小时，世界杯德国和阿根廷的对决之战就要打响。这是整个夏天的主题，光线影业的工作人员说起，在此期间，北京电影市场票房下降了30％。三里屯则像一个巨大的磁铁，吸附着比平日多几倍的人流，比赛时刻分外鼎沸。
我们随意地聊起天。这位名叫Kaycee的男孩来自尼日利亚，做贸易生意，在北京待了两年多依然不懂中文，但这并未带来任何不便，反倒唯独对一点非常敏感——因为肤色，人们总会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
“不知道为什么，在三里屯能让我打消这种感觉。就像这些日子到这里看球，悲伤也好，惊喜也好，总觉得有人倾听”。
二
时光闪回，这里的变化实在惊人。除了老外之外，三里屯南街一度是音乐人的天堂。
在独立音乐人张玮玮的记忆中，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北京刚刚开始流行在酒吧内看球。那时的三里屯，显然就是酒吧的代名词。因为没有时差不用熬夜，他们就坐在野孩子乐队创立的河酒吧，共度一个下午或是整个夜晚。
世界杯聚拢了人气，尽管它不会是唯一的主题。随之而来的就是三里屯南街的巅峰时期。这里充满了云南大理的影子，被他们称作“精神上的疗养所”。生意太好了，来这里的人们今宵离别明日相逢，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流水席。
最浪漫的记忆，还有无数的外国姑娘们，毅然决然地和那些光头或长发之间的乐队主唱、贝司和鼓手们发生的美好故事。留学生姑娘们没什么钱，从首师大的宿舍一路蹬着自行车到了三里屯，点一杯啤酒耗一个下午，一口口抿着还剩下半杯。到后来张玮玮和朋友们就请她们喝酒，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三里屯南街的酒吧孕育了北京民谣早期的若干乐队，一些人的名字后来或许听到，或许不会。那时的三里屯充满着速度、欲望与变化的活力，张玮玮和他的同伴郭龙依然清楚地记得，民谣歌手小河宿醉之后竟一路狂奔，从三里屯跑回了天通苑。
张玮玮说，那些年，外国人和北京人之间，互相充满着神秘感。在三里屯蹲活儿的出租车司机，看到中国姑娘和老外一同搭车，是铁定拒载的，甚至还有人专门在出租车上贴上条儿，“姑娘们，当和老外在一起的时候，想想当年的八国联军”。
三
“非典”成为了“拐点”，一夜间，人们纷纷投身空气更好的后海，顿时萧条的三里屯南街即便在非典弥散之后也未能恢复生气，门可罗雀。没过多久，政府的重新规划更彻底打乱了节奏，拆迁的惶惶之声改变了这里的生态。南街不见了，但男孩女孩、兰桂坊等酒吧驻扎的三里屯北街依旧灯红酒绿，品牌店拔地而起，老外还骑着自行车。
说来都是往事，王朔的那些小说里，都飘忽着那时的影子。十年后，三里屯对于张玮玮却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里融入了太古地产所创立的VILLAGE、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以及施工中的世茂地产“屯三里”等项目所塑造的现代性景观。三里屯的主顾渐渐成为锦衣夜行的白领，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三里屯，开始成为北京城市生活的新的核心地带。
出版人杨葵曾经写到，三里屯这20年，很像一个人的成长，少年时青涩、欢乐；青年时孟浪、激进；而立之年前后的混乱、崩溃；到如今，被人生之苦，以及各种社会现实，教育得浪子归来，规规矩矩，娶妻生子，建设家庭，成了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几年间，传统的老居民大都搬离了这片地区而迅速蜕变为中产阶级房东，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各种名义来到北京的外国人们。到了最近，三里屯周边的房产中介甚至打出了 “在三里屯便于看世界杯”的幌子。老外们挣着欧洲或北美的工资，租着一间外表陈旧内在敞亮的房子，骑着28自行车飘忽来去，过着“城中城”的波西米亚生活。
“如今在三里屯骑单车的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外国人”，张玮玮跟我说。
的确，这里鲜有北京旧城的情怀，却从来并不缺乏快乐的空气。林语堂早就说，北平是宽大的。这种延续至今的气质表明，北京似乎从来不是单一的京味文化，而是学术的北京、艺术和博物馆的北京、有历史的北京、时尚和消费的北京等交融并备的混杂体。
这种粗糙的格局似乎在三里屯都一一找得到对应，它像是个浓缩的载体，作为华洋共处的休闲之地，混沌状态从未改变。参与设计三里屯Village和三里屯SOHO的建筑师隈研吾曾经说，三里屯令他回忆起以前的生活，跟东京的青山、六本木很相像——据说六本木这个地方有居住十多年还不会说日语的，外来人的生活自成一体。
四
午夜时分，灯火交织成一张绚烂的光网。三里屯Village橙色大厅前面的LED大屏幕，解说的声音被欢腾的气氛所遮蔽，当那些光怪陆离的酒吧以数百元的最低消费设立了入场的高门槛时，这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更像是平民的狂欢。尽管不远处的防爆犬不时地在优衣库旗舰店前面咆哮，但沸腾的氛围丝毫不受影响。
形形色色的面孔渐次浮现出来，公司白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年轻学生、艺术家、乐手、设计师……而那些白天戴着安全帽顶着烈日施工的外地工人，当钢筋和水泥消失于黑暗之中，他们席地而坐，在自己建造的作品中分享些难得的欢愉。
延迟一小时营业的阿迪达斯旗舰店，当晚遇到了一群德国人的集体光顾，“有比赛的夜晚，销售就会特别好。”一层店面主管史秌告诉我。这一次，Adidas似乎显然比老对手Nike幸运，在它所投注诸多球员中，依然有笑到最后的胜算。
不单单是阿迪达斯的店面因此受益，就连路边小贩自制的纪念腕环、35元一件的山寨T恤都一时成了抢手货。卖花的面孔从小姑娘、阿姨到老太太一应俱全，数十年如一日卖香包的老爷爷也终于迎来了他的旺季。
在一间由德国人为主体光顾的酒吧中，似乎听到施蒂勒体育之友的《54、74、90、2010》的音乐。这个曾经在1954、1974、1990年拿过冠军的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中有上佳的表现，曲子的灵感正来源于此。当然，环绕四周最多的还是那首分外流行的民间歌曲《OleOleOleOle》。中场休息时，我遇到了一群来自德国的背包客们。他们刻意强调自己来自于东德，的确，上次拿到世界杯冠军的可是联邦德国，而如今早已模糊了边界。
这场对决，Kaycee显然支持德国，因为他的祖国尼日利亚在数天前被阿根廷赢取了胜利。路遇的韩国姑娘戴着象征德国的围脖欢呼雀跃，理由或许非常接近 （韩国以大比分输于阿根廷）。
吹着呜呜祖拉、家住幸福三村的小男孩将我引到了“同里”。和Village一街之隔的“同里”夜市，看起来更像是曼谷的靠山路。规矩都破了，烤串的新疆人跟露天酒吧成为了好搭档，路边各式各样的小摊贩城管也放了行。
各式人等更是见怪不怪，头戴宽边帽、身披国旗的德国球迷把酒言欢；路边的两个小孩，脸上摸着德国队的油彩，全神贯注的吃着炸鱼、薯条；一个姑娘说，如果德国队胜利，就脱去上衣，当然最终还是没脱；而那些在酒吧觅不到好位子的人们，直接把车停靠在路边，盯着分众的楼宇屏幕。因足球而定格的气氛不由令人暗自想象，白日里那些逼仄起伏的小巷，会隐伏着更多呼喝着踢球的孩子。
同里的角落里，有个相熟的面孔，这位卖外文书的老板，过去曾是掌勺的大厨，五六年间他目睹了这些新建筑在眼前的以快进的方式迅速生长。他并不关心世界杯，每次旁人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只顾埋头看着手机里的小说。但他显然要感激世界杯，这些日子生意好了很多，除了老面孔之外还多了些新客人。
无论是音乐还是球赛，或许都是一种情绪治疗。在位于3.3楼下的“红Club”工作的男孩告诉我，有个80多岁的老大爷天天报到，不为看球，就为间歇时能跟着HIPHOP的节奏跳几下。听他同我讲这些，突然觉得，荷尔蒙这事或许真和年龄无关。
夜色依旧温柔，人群喧嚣四散，歌声幽幽地在大街小巷中流淌。隐约觉得，世界杯像是一场梦游，是对残酷现实的短暂逃逸。如此说来，那些对真伪球迷的争辩，对输赢的猜测，终究显得无足轻重。假如你不喜看球，也不妨来一起享受这片刻的酒神式的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