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一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从没有掩饰过自己对索尔斯坦·凡勃伦的喜爱。他曾在一篇名为 《凡勃伦其人其事》的短文中讲到：“在大萧条那样的黯淡岁月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智地对待当时的社会制度，而凡勃伦却是例外。”
“理智地对待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恰如其分的描述与理解“我们时代的生活”（后者是加尔布雷斯自传的名称），正是加尔布雷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的工作。不过，对于一位长寿者而言，加尔布雷斯的“当时”和“我们时代”都有些漫长，他整整活了98岁，目睹了彼得·德鲁克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的美好世界”，经历过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亲身参与了政府对经济危机的拯救，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战争的亲历者，体验过复兴与繁荣，感受过人类的数次疯狂，也看到了了新世纪的曙光、希望和失落。
加尔布雷斯对凡勃伦自有特殊情感，不仅是因为加尔布雷斯认为凡勃伦是美国极个别真正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农场家庭，加尔布雷斯的写作风格和他被学术界对待的态度也同凡勃伦相近。他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帕克在评价凡勃伦的 《有闲阶级论》时说：“这本书，部分是经济学，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历史，还有部分是文化人类学。”加尔布雷斯自己则说：“《有闲阶级论》刚出版，就绝妙地把学术地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与有自己思想或对别人思想做出反应的人士区分开来。有一位大人物说道，这是一本业余爱好者写的书，它会败坏社会学在‘严谨、科学的思想家’心目中的声誉。”
这两种评价正是加尔布雷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碰到的问题。加尔布雷斯本人正是有趣的同谋，他称：“经济学有可能是一种相当枯燥的专业，而社会学有时候更加糟糕。有时候，教授这些学科的人也令人觉得乏味。这两个学科令人觉得乏味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应该尽可能机械地对待一切涉及到人的问题，这才是科学。而事实上……如果人被赋予了灵气，就像凡勃伦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就应该让他发光，而不是被抹煞。”赞扬者称赞他风趣优美的文笔、面向大众的打破专业壁垒的写作以及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视野，批评者则称他是一位不严谨的经济学家和对公众有蛊惑力的二流学者，迟早要被遗忘。一些人认为他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是一种迟早会破灭的泡沫，就像加尔布雷斯总是批评的虚假繁荣一样，另外一些人，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说：“加尔布雷斯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赞美。”1971年，加尔布雷斯获得了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的提名，但是却再一次遭遇了凡勃伦阴影。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反对加尔布雷斯当选，理由是，凡勃伦就从来没有当选过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从效果来看，反对似乎不太有效，因为加尔布雷斯最终还是当选了。
不过，不同于凡勃伦一生落寞，在加尔布雷斯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内，名声就像光下的影子一样忠实地追随着他。
《有闲阶级论》这本到今天仍然在不断为人阅读和谈论的著作，在它刚刚被完成，送交给出版商时，出版商要求作者提供担保才能出版。凡勃伦的才华也只是被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注意到。他在学院并不受欢迎，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凡勃伦和那些学校中的教授纯粹是两个物种；但是学生也不惦记他，有一个学期只有三个学生听他的课到最后，到了1920年代中期，也就是加尔布雷斯求学期间，凡勃伦已经变得“衰老、沉默、贫困潦倒、精力不济”，最后于1929年，也就是大萧条开始时在加州去世。
加尔布雷斯却是数位总统的座上之客，曾经一度苦恼于该如何处理权力和自己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他是超过40本书的作者，其中很多书都在畅销书榜单上徘徊过，更有一些书直到今天仍然被人阅读，并且时不时重新畅销，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描写大萧条的小册子《1929年大崩盘》，每次只要出现新的危机，这本书都会被人重新提及，也会被书店重新摆放到显著的位置；他曾经在三所著名大学教授经济学，也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大多数时间内，媒体记者们热衷于追逐他的言论，而他也颇乐在其中，1987年秋天股市崩盘时，一个年轻的《泰晤士报》记者访问过他对危机的看法之后，顺口问了一句加尔布雷斯，问他是否接受过其他人的采访，加尔布雷斯笑着说：“老天！电话一直在响！上星期的某一天，我先是被《纽约时报》采访了两次，然后是《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随后是《波士顿先锋报》的采访，再然后是《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和《费城问询报》的采访，《迈阿密先驱报》紧随其后，《丹佛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也各采访了我一次，《华尔街日报》采访了我两次，我还接受了一家日本报社的采访，但把它的名字忘了。”进入漫长的老年之后，他的每一次生日宴会都是一场盛大的晚宴，到场者有大学校长、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大使、作家和历史学家，以及一些重要报刊如《大西洋月刊》和《外交季刊》的编辑们。
二
因此，他总是被人同另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联系，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如此的受欢迎，如此热衷于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真的影响了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经济。
凯恩斯的生活对很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按照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敌人哈耶克的描述，“（凯恩斯）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他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些细节问题”，哈耶克没说到的还有，凯恩斯同时还关心文学的最新进展，战争的经济后果，以及如何让世界经济体系免于再一次萧条的打击。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帕克说：“到20世纪50年代，他终于作出选择，凯恩斯的生活就是他的选择。他效仿前者，利用媒体和广大受众，针对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及美国与世界的未来，写出通俗著作，而不是仅限于小圈子的学术著作。”
凯恩斯对加尔布雷斯的吸引要比理查德·帕克所说的作出选择时要早得多。从1936年底开始，28岁的加尔布雷斯就已经和他的年轻同事们在哈佛大学热烈的讨论凯恩斯主义。那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刚刚出版——针对此书，凯恩斯在写给作家萧伯纳的信中说：“我将写本有关经济理论的书，它将在未来十年革命性地改变世界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加尔布雷斯在一篇描写凯恩斯的文章中回忆：“1930年代末，哈佛大学有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在他们这个年龄上，他们自然对自己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充满自信，并且相信自己不同于比较不幸的几代人，要创造机会来改变世界……白天，课堂上仍然在讲授传统经济学，可是一到晚上，从1936年开始差不多每个晚上，几乎哈佛大学经济学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讨论凯恩斯。”
对于从加拿大农场来到哈佛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加尔布雷斯来说，凯恩斯学说的出现无异于一场革命，“它阻止了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并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业绩，还使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名誉扫地，蒙受羞辱”。毫不奇怪这位农民的孩子瞬间被这种新的经济学折服，为此他甚至策划了一场到剑桥大学的朝圣之旅，尽管让人遗憾的是，当他到了剑桥时，凯恩斯由于身体原因已经暂时离去。
三
加尔布雷斯的公共生活尽管丰富，但却可以被鲜明地分成两块。其中一块是他曾经积极参与的喧嚣的政治生活；另一块则是相对安静的沉浸于书斋内的著书立说。在加尔布雷斯早期的公职之中，最突出的两个职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物价管理局和经济安全政策办公室的任职；当然，他也是罗斯福总统的演讲写作班子中的一员，每次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会聚集到收音机旁，想听听其中有多少是他们的手笔。
直到晚年，当有访问者问到他认为自己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时，他仍然回答说：“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和管理了二战时期经济政策的至关重要的中心。我当时是物价管理局的副局长，管理了一段时间的物价。我们曾有过一段没有通货膨胀却充满冲突和混乱的时期，现在没人记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物价在一年之内翻了一倍，这就是二战时萦绕在人们心中的恐惧。我想我可以声称自己的管理 （在稳定物价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两份职务之间，他还做过《财富》杂志的编辑。后来亨利·卢斯带着炫耀的口吻对约翰·肯尼迪总统说：“是我教的加尔布雷斯写作。对此我从未后悔过。”在物价管理局工作期间，他的职责是抑制战时极容易发生混乱的物价；战后作为政府官员参与战略轰炸调查中，他执意打破了军方和民间一厢情愿相信的成功战略轰炸说，他的调查结果说明，所谓战略轰炸只是给平民带来伤害，而对战争结果没有帮助——后来在越战中也是如此；在《财富》任职期间，他则是亨利·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的支持者，与此同时，他利用《财富》的平台在美国推广凯恩斯主义。
罗斯福总统逝世之后，在总统竞选中，他选择支持斯蒂文森，他为总统竞选出谋划策，并且为斯蒂文森撰写讲稿。斯蒂文森的失败给他带来的痛苦，只有当他的另一位崇拜者约翰·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才得以弥合。肯尼迪是加尔布雷斯学说的信奉者，也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学生。在肯尼迪出任总统之后，就有人问这位年轻的总统，加尔布雷斯受欢迎但也受争议的著作《丰裕社会》中的观点是否会反映在总统的经济政策中。肯尼迪考虑任命加尔布雷斯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加尔布雷斯拒绝了。此前为白宫工作的经验让他明白，身居高位的同时也必然要忍受权力的弊端，那种挫败感他此前已经体会过。后来，他自己解释道：“我现在不想每天都与大部分相同的人坐在相同的橡木桌子旁讨论相同的问题，况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我希望见到的。”很久之前他就认识到，身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就必须为此支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说，自由。
他唯一接受的职务是驻印度大使。在印度任职期间，他成为了尼赫鲁的好友，并且在尼赫鲁访问美国时，将尼赫鲁介绍给肯尼迪总统。即便是大使这个职务也带给他不少烦恼。因为他尴尬的发现，由于他和尼赫鲁以及一些印度政治家的友好关系，他相当于扮演着一个 “隐蔽而有实质影响的印度政府顾问”角色，但是同时，美国驻印度大使的身份却让他必须要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当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发生冲突时，这种尴尬身份让他彻夜难眠，他感受到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每天都要服用镇静剂才能入睡。后来，当他卸任印度大使之后，曾有机会得到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职务，但却被他拒绝了。加尔布雷斯终于受够了政治。
林登·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都试图曾经接近加尔布雷斯，但却最终发现这位影响力巨大的作家和经济学家始终同他们格格不入。“加尔布雷斯的问题在于，他认为来自学术界的精英可以成为国家的救世主”，一位约翰逊政府的官员对记者讽刺加尔布雷斯道。尼克松则对自己的助手愤怒地说：“这真是讽刺，竟然生出像加尔布雷斯和肯尼迪 （指爱德华·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这样的杂种，到处乱爬。”毫无疑问，加尔布雷斯也不欣赏里根和布什。直到年轻的克林顿出任总统之后，白宫和加尔布雷斯的关系才得以缓解。克林顿总统主动提出要同加尔布雷斯合作一本书，但是加尔布雷斯考虑再三之后还是拒绝了，尽管他颇为欣赏这位年轻的总统。他将克林顿同肯尼迪比较：“他们两人共同具有的最伟大的一面，就是他们代表了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他将吸引一批新的热心人士前往华盛顿。这些人视政府为一个机会，而不是一种负担。”在这里他指的是曾经围绕在肯尼迪总统周围的出类拔萃的一代，其中就包括他和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
四
和大多数借口忙碌而疏于写作的公众人物不同，也和大部分执着于相对轻松的专业学术工作的学者和教授们不同，加尔布雷斯一直都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表达者。他出版过将近50本著作；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勤奋的书评文章和时事评论的撰稿人。他总是乐于跟公众分享自己的观念，同时内心还潜藏着想要去影响公众的雄心。无论是在大学内担任教授经济学的教授，还是在为一位总统工作，或者在印度出任大使，同时做印度政府的顾问和美国外交利益的照顾者。
他曾经在《财富》杂志为亨利·卢斯工作了两年，其间他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不遗余力。随后在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之后，加尔布雷斯出版了自己第一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美国资本主义》。这是他的第三本书，也是他写作的转折点，“这本书的成功，使加尔布雷斯得以超越纯学术圈子。《美国资本主义》就如一把弹弓，把加尔布雷斯弹出了大学生活与专业经济学领域的引力之外”，理查德·帕克说。
《美国资本主义》中提出的“抗衡力量”概念，可能是加尔布雷斯创造的新观念和新名词中最重要的之一。所谓“抗衡力量”，指的是当有一种经济力量出现时，另外一种经济力量就会以与之抗衡的性质发展起来。比如，当大公司作为一种强大的商业力量出现时，工会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抗衡力量出现，对大公司形成了明显的制约和抗衡作用；当一种大宗消费品的大生产商出现时，另一种经济力量以大宗消费品销售商的形式出现，与之抗衡，比如宝洁公司想提高它的洗发水的价钱，但是沃尔玛却作为相反的力量，意欲降低其价钱。抗衡力量，“努力在市场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它是经济进步的构成要素之一。”加尔布雷斯说。
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可能是接下来出版的《富裕社会》。这本书的一个结论，同时也是基本出发点是：“经济学写作和教学所潜移默化的态度和信念，仍拒绝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接轨。”《富裕社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相对丰裕而不是贫困的社会中，国家和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本书的开头，加尔布雷斯即说，“穷人总是对自己的问题和解决之道有明确的看法：他没有足够的钱，因而需要更多的钱。富人可能假设或臆想更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因而并不是很清楚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国家和个人一样，也是如此”。因此，有着“绝望的传统”的经济学，在解决比如已经进入富裕社会的美国这样的社会的问题时，就会面临不合时宜的危险。“经济学认为不幸和失败再正常不过。成功才需要解释，至少是幸运的少数之外需要进行解释。”
“富裕社会已经使陈旧的观念腐败过时了，”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这本书写到一半时说。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念是 “传统智慧”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并且以各种变体形式出现，比如在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中也提到了这种传统智慧的过时。
他在印度大使任期结束之后出版了《大使日记》。反对越南战争立场强硬的加尔布雷斯还出版过一本关于越南战争的小册子《如何摆脱越南》。不过，真正影响深远的是1967年出版的 《新工业国》和1988年出版的 《自满的文化》。它们无一例外都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对国家现状的解读和批评。至于《不确定的时代》，它是一系列为BBC制作的经济观念史纪录片，也是一本同名畅销书。无论是影片还是书，都展现出了加尔布雷斯的典型风格：风趣、尖锐、具备洞察力，是一本极佳经济史入门之作。《1929年大崩盘》也备受欢迎。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则是2004年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同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当加尔布雷斯在2006年逝世时，人们开始思索加尔布雷斯的遗产究竟为何物。毫无疑问，《富裕社会》、《不确定的年代》等作品还会被一代一代人继续阅读，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言：“我们大多数诺贝奖获得者的名字会被埋葬在脚注中，而加尔布雷斯仍会被记起与阅读”；“传统智慧”、“抗衡力量”、“消费者主权神话”这些名词也会被不断提及和讨论。而其实更为重要的遗产是加尔布雷斯个人作为一名学者和知识分子所作出的表率：他总是主动选择站立在主流观念和既得利益者的对面，始终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年轻时，还是随后已经享有盛名之时；他从没有放弃去解释和批评所生活的时代，而不是用一种陈词滥调来糊弄了事；他没有被公众事务、权力和名声淹没，也没有被学院的迂腐和专注淹没，他是独立的；他谋求公众声望，也为公众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