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解放前的一位文学青年，写了本小说，纪念和妻子相濡以沫的生活，后来出版成册。在文革中不敢保留，全部烧掉了。老先生的后人这些年一直想找这本书，找遍中国，也只在港大的图书馆藏书里找到一册，还属于不能外借的。几经辗转，在美国的几座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记录中国人爱情故事的小书，保存完好，才得偿所愿。

方力钧比上述那本书作者的后人幸运多了，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却保存下了少年时期的画作，几乎所有手稿都带到了美术馆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小纸片儿都没放过”，这应该最是让策展人郭晓彦兴奋的地方。这场名为《方力钧 反记忆》的文献展，记述了从1963年开始，方力钧的成长与艺术创作的经历。在去年底广东美术馆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这两年他新创作的几件大幅作品。

就在展览前不久，他的新书《像野狗一样生长》在三联书店6月的榜单里排第一。很快便有媒体列出诸如“从画室转战书房当代艺术家纷纷创销售高峰”的标题，但其实这本书，和张晓刚的书信集、蔡国强的《盗火者独白》相比多少有些不同，方力钧对此也有话要说。

在中年时梳理过自己生活脉络的人，通常来说，回顾之后必有大悟。他常常笑而不语，却说出了很多这些年来我们想了解的实情——比如对F4的称号到底感受如何，如何保住江湖地位，到底是不是拜金主义者……你能看到大学时熟读西方哲学书籍给他带来的深刻影响，也能看出他曾是个数学学得很好的理科生，而近年来开“茶马古道”和“岳麓山屋”两间在白领间颇有名气的餐厅，让他双脚挨着地，在创作之余，也要考虑成本、盈利和员工管理。

访谈

“这本书我看不下去 ，觉得别扭”

经济观察报：《像野狗一样生长》的标题很吸引人眼球，排到书榜第一，“野狗”两个字对销量是不是帮助挺大的？

方力钧：（笑）有点帮助吧，看起来是不是挺哗众取宠的？

经济观察报：从标志性的“光头”，到这回“野狗”，你怎么老用这种“泼皮范儿”的东西表达自己？

方力钧：其实挺严肃的，庄重点说，这是一个人的哲学观。这个书名是我平常说得挺多的一句话，也是我作为一个生命体，有生之年里的至高理想。如果能达到，说明我很成功了（笑）。只是它是一个梦想，不太可能一对一地实现。

经济观察报：说说这本书，腰封上的宣传语说是你的自传，但是看起来不太像。

方力钧：这本书有点遗憾。其实它不是我的自传，可能是为了卖书吧，就写成了我的自传。这是十几年里关于我的一些采访记录，罗怡整理出来的。罗怡是个作家，把这些东西统一了口气和文法，好像是一口气写出来的。这是唯一我不太满意的地方，你想，十几年时间的积淀和同一种口气是有很大不同的。之前的经历和背景，不是现在的，我可能说话的语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看这书，有点看不下去，觉得别扭。

“没有几个艺术家不想成为F4”

经济观察报：你的画卖得那么贵，动不动好几千万，心态还能平和吗？

方力钧：我运气好，1992年就开始卖画了，我几乎没经历过梵高传里那种穷苦的画家生活。画的价格一直就比较稳定，我这方面的波动和落差会小一点。那么大的数字，短时间会不适应。但是你坐下来细想，作品还是太便宜了。相对于货币的膨胀，艺术品价格还是便宜的。

经济观察报：没有虚高？

方力钧：我是拜金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钱就是狗屁。我觉得艺术品从来没有虚高过，只要它真的是艺术品。真正虚高的是货币。我们被它摧毁了，不太注重真实的感受。而总是注重是个屁的东西。

另一方面，艺术品有不同的价值属性，它也有不同的功能，有人作为投资链条的一部分，有的是虚荣工具，还有春宫画呢，那就是色情产品。它有好多功能，是人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才导致了它的复杂，这不能作为诟病艺术品虚高的理由。

经济观察报：艺术圈管你们几个（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叫F4、四大金刚、天王，叫了这么多年，你烦吗？

方力钧：去年在广州做展览开幕式的时候，我喝醉了，突发奇想，我“强迫”大家为F4干杯。那天我们四个都在，然后又不停地相互喝酒，后来我就号召了一下。大家给我们起了这名，好像这名又不那么光彩，其实成为F4挺难的。除了F4自己之外，应该没有几个艺术家不想成为F4的。这应该是对我的一种鞭策。

经济观察报：这个标签对你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方力钧：就像我们去爬山，导游或者当地人说，那个山头有个奶奶庙，大家就会有个目标，要走到那个奶奶庙，另一个地方也许风景更好，没有奶奶庙，也许大家就不会去了。标签的意义对于普通人在于这儿，贴个门牌，1号，让大家找到我们，游客在门口合影留念，专家学者就会进门来研究。

经济观察报：所以，作为F4之一，算社会的宠儿，金字塔尖的人。至少你没有被埋没，得到了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最重要是获得了认可。

方力钧：这不是我习惯谈论这个话题的方式。如果是我来说的话，我会做一个表格，会把和生活各个方面做一个统计，商人是什么样，政界是什么样的，打工的是什么样的，各个行业都是什么情况。只有这样比较，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才知道什么叫宠儿。我从来没有那么乐观，我在你们眼里的位置，其实也是被虚高了。

多说一点，有时候你会充满责任感，有时候你又觉得高高兴兴把自己的事管好就好，有时候你又受到了潮流的影响，想跟着大伙疯狂一下，毁灭就大家一起毁灭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无能为力的，好在悲观主义者他会及时行乐。我是悲观主义者。

经济观察报：像你这样成功的人，还说悲观主义算矫情吗？

方力钧：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比生命本身还珍贵的东西，不是说最后那十分钟，最后那倒计时是流失生命，你现在的每个阶段都是在流失，所以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你是付出生命给我，我付出生命给你，我们在拿命换这个采访。你说这是悲观主义也好，我是这样想问题的，这是我的方式。我老惦记着这事，所以我不太会去做些没意义的事。你可能会说，这人太装了。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的生活有指导意义，挺有用的。

“我不是天才，是朵老花”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在画画上有天才的成分吗？

方力钧：不是，肯定不是。8月你来看展览，你就明白了。在和同年龄、学画画相同阶段的人相比，我总是最差的。大家来看展览，会很高兴，他们会说，这人原来画得这么差啊！这是公认的，不止一个人说（笑）。现在的这些学生来看就更不得了，跟他们比我就更差了。同比我就很差了。这次展览的画册有王璜生给我写的文章，他说他儿子画得都比我好。

我是那种什么事都需要特别长的时间，拿自己做实验品一样，等我自己慢慢懂，慢慢觉悟，才能想，噢，是这样啊。

经济观察报：你想过自己的江湖地位有一天不保吗？

方力钧：在我们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刚刚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铁板一块，没有自由职业，没有独立艺术家。那时有个现实的目标，就是在铁板一块的社会里，给我们一个小夹缝，一个小的存活空间。我们力量很弱，那时我们就走上了一条路，要么败下阵来，要么社会变得丰富起来。

再过一段呢，当我们被接受后，就有第三种声音出来，说，这两种我都不要，我有新的路。这样就会有第四种、第五种出来。

其实我们做的最伟大的，也是最被人忽视的是：从功利上，是埋葬自己的过程。

等到社会形态比较正常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千万朵鲜花中的一朵，放的时间长点，还是朵老花。这是我提前就能预料到的。但是我特别高兴，当初的预计差不多成为了现实。有太多的可能性。说起来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一样（笑）。

至于江湖地位，积极地说，只要你的作品能出来，就能万古长青；消极一点说，只要你还活着，就能混口饭吃。

“偶尔得意可以，到处发疯不对头”

经济观察报：有人把你和王朔、崔健划在一个圈里，算是上世纪90年代文化艺术圈很风云的人物。结果你用了“高攀”两个字，令人惊讶。你一直都是这么低姿态吗？

方力钧：人可以大体上分成两个方面：别人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的看法疑惑了，然后就像个傻子似的被搞得很麻烦。另一方面，大家都希望清晰地认识自己，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多做功课来充分的认识自己。

我其实没太大的变化，更多的时候，反而回过去想，还能想到很多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好处。有得有失，现在貌似是得到多了，任何得到都是要占用空间的，它占用的，是你闲置的空间，还是本来更珍贵的空间。其实没什么可高兴的，人本来就越走越窄，无论你怎么选择，人生本来就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和熟悉的朋友、没人的时候撒个野，发个疯，得意忘形一下还是可以的，到处发疯就不对头了。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独立性是他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这么多年，有人侵犯到你的独立性了吗？

方力钧：这事儿很复杂，我们很难从一条线，一个面去撞过去，就叫触犯了。更多的像一个球，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比如你练了很多招逃跑，你会逃得很及时，你会很警觉，有点危险信号你就警惕起来。这样的你，就很难发生被老虎咬住了再挣脱的事儿。如果你想到过你要独立，你要自由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整个生物钟、生态系统都在围绕这个概念而进行。我自己的话，到目前为止还好。但是这话不能说大了，在被毁掉之前吧，都不能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