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社论 每月花多少钱，可以住上“公租房”？广州、上海、北京，都陷入了一场“不可知”的争论当中。先是北京推出了与市场接近的租赁价格，在媒体如潮的辩争之下，官方声音转变为“公租房租金听民意”。

但无论如何，曾经在唐家岭居住的“夹心层”距离“公租房”是越来越远了。2008年唐家岭的打工族，一度被纳入“公租房”保障目标：作为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之后的又一个保障住房种类，起初被称为：“政策性租赁房”，其后以一个响亮的公共名词“公租房”正式落地，覆盖人群包括毕业大学生、外来人口等，均为暂时买不起房，但需过渡性居住人群。

但在公租房即将面世之际，其使用范围却收窄为：供应对象为已通过政策房审核的家庭，限定为本市户籍。也就是说，那些轮候等待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的人们，也加入到了“公租房”等候行列，且外省人士与此无关，也就是说唐家岭人群已然与公租房无缘。

那么“公租房”的个性意义在哪里呢？不过是经济适用房、两限房之外的又一个名称不同的政策性住房。

住房保障部门给出的理由是经适房、两限房轮候人数过多，为使轮候家庭等待时间不至于太长，他们也可以选择“公租房”。在轮候人数不断增多的同时，保障房却自身难保。2009年北京市政策性住房新开工850万平方米，竣工200万平方米。从公开资料表明，此前数年，均呈开工面积硕大，竣工面积“矮小”的状况，比如在2005年，开工面积为783.4万平方米，竣工面积为325.6万平方米。也就难怪“公租房”刚有眉目，却不得不承担政策性住房欠下的旧账。

迄今为止，地方平台融资总额已至7.6万亿，但多数地方政府却没有将保障房建设纳入这个资金序列中。显然，如果土地被“招拍挂”大厅里的拍卖槌来回敲打，可以敲出巨额收入，而用于保障房建造，则是净投入，投资收回遥遥无期。因此，就出现了北京市“公租房”，不得不破土开建，但公共产品却无法由财政资金获得拨款，而是向银行、公积金中心贷款建造。

这造成了一个逻辑困境，一个必须完成的目标，却因为实现路径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致使结果与目标难以吻合。本来应当是公共财政负担的事情，却转由市场化金融资金负担，银行当然不仅要本金，还要利息，那么这个“公租房”还能租给谁呢？只能是那些能负担起建造费用及银行利息的人群，这些人还是“夹心层”吗？

如果公共产品失去边界，那么其本来诉诸公平公正的初衷，也就不复存在。北京市建委官员称公租房租金要听取民意，民意租金是什么水准？如果难以满足偿还银行本金及利息怎么办？官员的回答是，政府可以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来，逐步偿还公租房的贷款本金。在近期公租房租金争论中，这是建设主管部门在“财政承担”问题上的唯一表态，问题是财政局同意了吗？这些支出有多大？需要支出多长时间？都是含混不清，一带而过。

在政策设计与实现之间，实在太不匹配。地方财力有限，保障房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这当然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因为像完成“军令状”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而仓促上马，最终导致目标越走越远，那这个“军令状”意义何在呢？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连年欠账，供应缺乏，于是“创新”出了一个“公租房”，但最终却因修边去幅，被称“高租房”，这又何苦呢？少一些说法，多一些行动，是一句老话，却是衡量“承诺”质量的不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