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慢慢吃，是中国人常常在饭桌上说的一句客气话，简单的三个字其实是长时间来人们认同的吃饭方式。

和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类似的意大利人，很早就提出了慢食主义 （Slowfood），1986年罗马麦当劳餐厅开业时有一幅反对标语：享受细嚼慢咽的乐趣是对抗生活捉弄的唯一途径。从那之后，卡罗·佩特里尼发起的“慢食”运动，以蜗牛为象征，侧重于食物和葡萄酒，后来美国人也接纳了这种说法，慢慢吃，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

只要把吃饭的速度放慢下来就可以了吗？

显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人们追求的标签已经从“youarewhatyoueat”进化成了“youarehowyoueat”，吃的环境、餐具、气氛到整个饭食做出来的过程都被纳入了“How”的范围。就像意大利设计杂志《居casa》的中文版联席出版人段妍玲所认同的，食如其人，厨房慢慢变成了解一个人最好的地方。

慢生活，慢厨房

都市实践的建筑设计师吴文一，这两年在美国做了好几处厨房的设计。他拿着那些厨房的照片，整个人都还处在一种强烈的表达欲之中。他说，“我设计他们的厨房，他们教会我许多道理。”

让吴文一这么说的，是一些有主张的客户。他们在设计师开工之前，提出了非常自我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关于记忆、私人关系和职业带来的喜好，虽然这些要求不好满足，但在磨合的过程里，厨房沾着主人们的工作细节和个人气质,很自然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样子,这大概是慢食最需要的环境了。

一位大学的历史教授，要求用从拆掉的篮球场上抢着撬下来的木板做厨房里的桌子，那块板很旧，裂缝很多，“如果这个人对这个东西有不同的理解，你要尊重他。虽然这个厨房改变了，但是过去的生活还要继续延续下去。”他试图完全不去改变那块板，在裂缝里插上了红色的枫木，再用同样的木头给桌子包了边，重新抛光。就像中世纪法庭用皮子记录案件，擦掉后再记录新的内容一样，每次都会留下痕迹。就这样，教授在桌边吃饭时，篮球的记忆也一直保留着。

两位青梅竹马却从来没有在一起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不住在一起。男士退休后，挨着女士的房子建了自己的家，请吴文一设计了一座桥把两家的厨房连在一起。从男士煮咖啡的地方走出去，通过长长的吊桥，可以走到女士的饭桌边。“厨房和吊桥，几乎可以解释他们一生的关系，而且还在继续。”

另一对夫妇，律师先生喜欢聚会，要开放式厨房，教授太太讨厌油烟味，设计师成了婚姻调解人，他就把一面墙敲掉，做了扇隐藏的门，在不做饭时，厨房就与客厅相连，是一个聚会的大空间，而太太下厨时，也不会怕油烟味蹿进卧室。

看起来这些设计好像和慢食没有关系，其实，教授的那张篮球地板桌子、两位老人厨房间的吊桥和夫妇俩争执的那扇门，都是Howtoeat整个链条里的一环，吃这件事，能把整个生活穿起来，吃不好，整个生活也可能会黯淡下来。

就像电影《JulieandJulia》的女主角原型Julia，她教会了美国人怎么用最简单的食材给家人做一顿饭，怎么从厨房开始享受生活。在退休之后的她写了本书，书里说：“桌子可能是我厨房里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桌子带来了生活，还有永远没完结的话题。”

科技是悖论？

在慢生活的话题里谈到科技，似乎它的金属感会破坏这种原木色、手工的状态。

事实上，整体厨具是室内产品中科技含量最高的。段妍玲在今年4月的米兰展上就拜访过德国、意大利的几家著名整体厨房品牌，除了一切都由按钮来解决外，诸如Miele这样的豪宅标配品牌已经预备推出闲置时可嵌入墙壁的抽油烟机，还有随着主妇情绪变化的灯具……越来越强的功能与未来感的设计成为了主流，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厨房完成。

当抽油烟机收入墙内，暖色系的灯光亮起来，悬挂着的液晶电视正在播出主妇喜欢的节目，炉灶上的食材正用小火煨着，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主妇的书房、起居室或者客厅。对于设计感不强、被建筑结构束缚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许，厨房舒服一些，会让人愿意留下来。

当然这只是假设。现实可能没那么乐观。

朱锫工作室的首席设计师吴桐，一开口就说到了症结：“好多人花好几十万布置一个高科技的厨房，却丢给请来的阿姨用。主人都离开厨房了，厨房又怎么会有主人的气质？”

除此之外，让自称 “不是设计师，而是生活家”的刘利年不高兴的，是可供设计师选择的只有西式的厨具。这些产品在多年前和中国人的生活丝毫不相干，却渐渐完成了对中国人做饭习惯的统一。

至今还住在四合院里的刘利年说：“我们还喜欢种菜呢，现在好了，没这个设备了。德国、意大利的牌子是好，为什么他们不来中国做个调查，问问100个爱做饭的中国人需要哪些设计，需要在产品上做哪些调整呢？设计师不是要帮着外国品牌卖东西，而是代表中国的消费者和他们对话，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样的厨房，要什么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