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朱戴维和弟弟朱胡安

经济观察报 朱冲/文 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位于通州的新港卡丁车场地面温度常常高达40度以上，但在这里每天都能见到三个人的身影。隆隆的马达声发自中国20岁以下最优秀的两位赛车手朱戴维和朱胡安兄弟，他们的父亲朱志军则在每天下午从北京城里的4S店赶过来，观看儿子的训练。父子三人的目标远大而坚定——进军F1，争做中国式舒马赫兄弟。

烧钱的运动

建于2008年的新港卡丁车场现已成为朱氏兄弟二人的训练基地。这块土地的来历有点意思，朱志军于10年前购得时，因为地处北京通州潮白河旁，有着远离闹市区相对幽静的绿色环境，再加上尚未被完全破坏的郊野水源，朱志军原本打算在这里进行旅游开发——如今，在前往新港卡丁车场的途中及其对面，还能看到不少的垂钓者。“老板用卡车运一车鱼倒到鱼塘里，供游客垂钓。收费100块钱一天，来钱容易吧！特别是周末，来这里钓鱼的人很多。”

朱志军最终没能加入旅游业大军，因为在2008年，朱戴维和朱胡安先后成为全国卡丁车赛青少年组冠军，朱志军决定干脆把这里建成赛车场，供两个孩子训练。“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孩子的练车问题。北京没有一个正规的赛车场，他们练车总要跑到上海、珠海等地，还得根据他们自己的空余时间，及场地、技师等多个环节都要协调一致才能练习，很不方便。”朱志军说。为了获得这个练车的方便，朱志军付出的代价是投资1000余万元。

他认为，赛车运动并不需要多高的天赋，而关键在于多练习。“这毕竟不是科学研究，而是一项技能性的项目，可谓熟能生巧。”即便两个儿子都已成为全国冠军，他也不认为他们在赛车方面的天赋过人。“毕竟参与的人太少了，国内赛车水平也确实不高。”朱志军介绍，国内没有专业教练、技师，完全依靠自我训练、摸索，偶尔有前辈车手指点一下。

今年20岁的老大朱戴维和18岁的朱胡安回忆说，刚开始在北京进行训练和比赛时，一共只有4人参加，其中三人是他们家的，他们兄弟二人，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表弟。“上海、广东那边，玩赛车的人稍微多一些，但全国也只有一两百人。”朱戴维说。

朱戴维和朱胡安开始接触赛车是在2002年。那一年老大12岁，老二10岁。朱志军带他们去通州骑马，但他们却对骑马场旁边的一个小型卡丁车场充满兴趣，上去尝试了一次后，从此和赛车结下不解之缘。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职业——汽车4S店老板有关。“我们从小就对充满速度感、刺激性的运动有浓厚兴趣，比如骑马、赛车、滑雪等。”朱胡安说。当然，选择赛车也得益于朱志军的兴趣至上、自由教育的理念。

此后的每个周末，卡丁车场都少不了他们。他们为此放弃了其他一切业余生活，父子三人对此的一致解释是，根本没时间玩别的。2004年首次参加全国比赛，二人就分列不同级别组年度第三名。崭露头角的成绩，让他们就此走上赛车道路。上海、珠海、马来西亚、日本、宝马方程式、雷诺方程式……为了满足孩子的兴趣，为了参加各级训练和比赛，为了把他们培养成才，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

多练习，需要的就是钱的投入。父亲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年数百万元资金。具体数字朱志军不愿透露，表示这是赛车界的禁忌，因为涉及到商业赞助的相关事宜。但他说了几个相关数字：“卡丁车一套轮胎的价格是1300元，如果正常训练，一天就需要一套胎。”而另一个数字是：“欧洲有专家曾经统计过，一名车手从接触车的那一天起，直至进军F1，需要的总花费是4000万元人民币。”

当然，一旦进军F1，这4000万元投资也会在一夜之间收回来。只是这先期的4000万元投资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担得起，甚至绝大多数家庭都承担不起，即使他们家境富庶。而玩赛车的，往往也都是家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但最终也都无力支撑。“不仅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99%的赛车手都不是因为技术实力，而是因为经济能力无力支撑最终被迫放弃。”朱志军说。而对他来说，比同行更大的压力在于，他有两个孩子。想培养出中国的舒马赫兄弟，不是那么容易的。“作为父亲，我的想法是，既然自己还有这个能力去满足孩子的兴趣爱好，就尽力为他们创造条件。如果我没这个能力了，也就只好停止了。”

低迷的前景

由于投资花费巨大，所以在世界各国，赛车领域都没有所谓的国家队模式。除了来自家庭的培养外，国外车手大多依靠企业赞助。“日本车手从18岁起就转为职业了，他们的车手服上都印满了企业LOGO，而中国车手身上除了参赛标志外，空空荡荡。”从事汽车行业的朱志军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汽车运动的赞助商大多来自汽车企业，但中国的汽车厂商以合资品牌居多，他们的赞助计划由总公司负责；而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则还缺乏这方面的宣传意识。另外，中国赛车领域的配套体系也是空白，比如没有经纪人。”不过，朱志军表示，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国内一些商家如爱国者等已经看到了赛车运动的前景。朱志军坚定地认为，赛车运动是最好的宣传工具，甚至比奥运会、世界杯的平台还要好。“以F1为例，每年有好几个月的参赛期，而奥运会、世界杯四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国外车手的另一个现象是，由方程式转为房车（所谓房车，即我们平常所接触的汽车）比赛。“因为房车比赛关系到各个汽车品牌，所以会有他们的大量赞助。而方程式比赛基本和汽车厂家无关，因此除了一级方程式因为有全球性的比赛而形成广告平台外，其他方程式比赛都没有赞助，因为投资耗费太大。”朱志军说。

他坦陈，培养两个儿子选择赛车，除了满足他们的兴趣外，当初还有一个出发点——商业利益。“我们希望能形成姚明那样的效益。而国内赛车方面还是个空白，所以容易出成绩，容易获得成功。”包括他投巨资兴建赛车场也是出于以上两个目的：一方面为儿子提供训练场地；另一方面希望国内的赛车运动能够形成潮流。“目前赛车场肯定是亏本，因为每天只有几个人来玩，全国也只有几百人。而日本的赛车场每天都爆满，需要预约。日本有5万人参与这项运动。”朱志军说，“所以，我们也是在等待机会，等待来自商家的赞助，等待中国汽车运动热潮的到来。目前来看，确实距离春天还比较远。因为赛车运动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引入中国，仅10年光景，而汽车更是刚刚进入普通中国家庭。”

难度还在于，除了没钱的根本玩不起赛车外，有钱的大多又舍不得。“因为赛车很辛苦，也很危险。”

这一天北京的气温高达35度，虽然是阴天，但异常闷热。一圈又一圈跑下来，赛车轮胎热的滚烫，根本无法用手长时间触摸。朱戴维和朱胡安两人戴着头盔，穿着厚厚的赛车服，坐在狭小的卡丁车里，满头大汗。训练间隙，二人也不脱下赛车服，只是解开上衣，因为一会儿还要接着训练。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气温和这样的穿着。不过，朱戴维表示，“并不是我们习惯了，而是今天真的不算热。我们在马来西亚，气温40多度，地表温度超过70度，那才是真的热，赛车服能拧出水来，人都快虚脱了。”

F1车手汉密尔顿曾说过，一场比赛过后，他们的体重会下降5-6公斤，因为严重缺水。朱戴维介绍，卡丁车因为比赛距离和时间是F1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每场比赛体内水分的流失在2公斤左右。

更大的问题在于危险性。在珠海的一次比赛中，朱戴维在一次弯道超车中和对手相撞，当时时速超过180公里，直接从对方车身上飞了出去五六米高，最后倒扣着摔到地上。朱胡安则有一次和两辆车撞在一起，根本分不清三人的车在哪里。幸运的是，两人都没有受重伤，朱戴维轻度脑震荡和暂时性失忆，朱胡安臀部受轻伤。“赛车、赛道的安全性比以前提高很多，而我们个人的保护措施也做得比较好。但不得不说，也有运气的成分。”朱胡安说。

客观的困难让朱志军只能采用分步走的策略——老大朱戴维于2009年自费前往日本参加由三大汽车厂商尼桑、丰田、本田组织的FCJ方程式比赛。一年后，朱戴维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日本尼桑车队的赞助，朱志军的压力减小了一块，于是今年再自费送老二朱胡安前往日本参加同一赛事。

朱志军的计划是，让兄弟二人在日本练习两到三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在方程式中有了两年左右的经验后，就可以去F3比赛了，在F3再有一年的经验，按理说就可直接去F1了，但现在在F3和F1之间增加了个衔接赛事，GP2。总的来说也就这几年的时间了，如果没戏也就只好放弃了。”但问题在于，参加方程式赛事费用高昂，通常已经需要企业赞助了，即使依靠个人能力还可以勉强支撑，但一旦到了F3，就必须依靠企业赞助了，因为F3一年的参赛费用高达100万欧元，无人能够承担。

“所以目前两个孩子的任务是好好练车，而我的当务之急则是去欧洲为他们找个好的经纪人，把他们推给商家。”朱志军说。两个孩子虽然家境优越，但也压力巨大。“舒马赫兄弟是我们的偶像，要说不憧憬那种商业收益肯定是假话，毕竟谁都渴望财富，而我们也没有那么富庶。但要知道，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是付出了巨大投资的。”朱胡安说。他们非常渴望来自商家的赞助。但成为舒马赫兄弟的难度之大，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一共只有20名F1车手，这种概率太低了。”朱戴维说。

所以，崇尚自由教育、兴趣至上理念的朱志军在尽力满足两个孩子的赛车爱好时，只有一个要求——文化学习和赛车两不误。所以，当朱戴维拿着书本赴日本参加比赛时，日本车手很不解。“必须要说的是，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恶习。虽然赛车会影响学习，但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尽力弥补。在练习场的间隙，在外出比赛的飞机上，他们都是书不离手。每当比赛结束，往往都是半夜或者凌晨回到北京，但他们第二天一早就赶往学校。”朱志军说。去年，朱戴维考取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弟弟明年参加高考。

“我认为他既有赛车的经验和技术，又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做指引，未来如果不能走上赛车这条道路，在汽车领域也应该是个人才。”朱志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