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于春涛/文 国际银行间权威监管机构--巴塞尔银行管理委员会近期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改革事宜（巴塞尔III）召开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国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决策者，通过了加强资本监管的决议，其中主要涉及最近资本充足水平和过渡期安排。刚刚公布的巴塞尔III方案中，“资本缓冲”是引人注目的亮点。

此次巴塞尔决议将资本缓冲细分为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前者是固定值缓冲，具体要求银行业在最近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再增加2.5%，这实际上是延伸最近资本充足要求。逆周期资本缓冲（或称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是变量值缓冲。鉴于逆周期资本缓冲是资本缓冲的灵魂，巴塞尔委员会早于2010年7月发布《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建议书--征求意见稿》。现世界各国政府仍在研讨设计本国模式，巴塞尔此次会议只是在框架层面达成原则要求--建立0%-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具体方案仍待定。 

和世界各国一道，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亦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资本缓冲中国拟行方案。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方案悬而未决，此次会议后，将越发成为国际和国内银行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

所谓逆周期资本缓冲是针对最低资本充足率，在经济繁荣期增加超额资本充足要求--动态调整资本充足率，以备在经济萧条期应对资本充足率下滑的情况。

逆周期资本缓冲是在微观金融稳定的内涵上，再赋予新资本协议宏观谨慎的外延。其核心思想是将资本充足率动态地同经济周期挂钩：即经济繁荣，资本缓冲要求上调。经济萧条，资本缓冲要求下降。在以银行为主体金融媒介的国家，例如有信贷驱动特点的中国经济，动态地调整资本充足率,必然相应调整信贷等银行资产规模。这等同于不断踩刹、点压驱动经济的油门,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平滑宏观经济波动周期。 

逆周期资本缓冲对中国经济第二个影响还体现在这种宏观谨慎新工具和股市的联动。自2006年夏中国银行率先登陆A股--补充资本金200亿元以来，银行上市，始终要相股市冷暖。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成为牵制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重要因素。 2010年年初，我国上调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至11%。有关主要银行的资本补充传闻旋即骚动国内资本市场,引发股市的震荡、下跌。

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资本补充，始于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直至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前后。这一时期是资本充足率的监管理念首次实践应用。相近时期的1996-2005年，为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货币政策先后6次调整存款准备金和10次下调贷款利率。事实证明尤其在1997-200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实现预定目标。届时的信贷规模优先受制于资本充足的监管约束。总结过去、明昭未来。逆周期资本缓冲在中国的方案设计的第三个考虑因素应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和铉。

（二）

刚结束征求意见期的巴塞尔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建议书，就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操作、计算和沟通等向世界各国金融监管者提供了底稿蓝本，并为决策参考提供了“信贷/GDP比率”。 在中国，这一比率难成主要决策依据：

首先，中国经济周期的顶部往往并非补充资本的最佳时机。自1998年第一次发行特别国债至今，几次大的银行资本补充分别是2003年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2005年10月-2006年10月三大商业银行上市，2007年秋建设银行回归A股，2010年7月收官的农业银行A+H融资和8月底的汇金公司发债千亿注资三大行。剔除第一次的2700亿注资是在经济周期的底部，历次补充资本的决策点还是注入点，都不是经济周期的峰顶或谷底。 

我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渠道有限，资本充足率所调节的信贷规模同时是其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中介目标。资本缓冲的中国决策更应优先考虑经济驱动政策和资本市场承受能力。三大行上市后，2007年底股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2%。09年为配合经济驱动政策，中国银行业进行了巨额信贷投放。2009年底三大行中,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至11.14%，建设银行较上年下降至11.7%。工行虽仍保持充足率在12%以上，但其核心资本充足率从06年的12.23%，下降到09年末的9.9%。 在我国， 经济周期对资本缓冲只是软约束，经济驱动政策和资本市场承受力构成硬约束。

（三）

其次，资本缓冲在中国的成功，决定因素不单在缓冲本身。我国银行业同资产结构、同模式发展、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单一业务品种风险往往传导为全行业系统风险。1998年首次注资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理论上的8%。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下降，2003年个别银行一度出现负资本充足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质化催生同风险的资产高消耗。这一现象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是造成资本充足率波动的魁首。

本世纪初，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度高达30%左右。先回顾历史，中国银行业达到过的最高资本充足率也远不能匹敌如此高的不良水平；再假设未来，即使有最强财政、汇金注资支持、最多利润留成补充内生资本、和最好资本市场再融资状况，如果历史再度重现，中国银行业只能再度面临资不抵债的尴尬境界。内部系统风险严重、外部补充资本能力有限，这个实际国情，决定了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关键是对风险的提前识别，不能怡然独情于资本充足。

（四）

逆周期资本缓冲设计，在巴塞尔方案之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英国特纳报告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荐的标准法和风险预算法、和欧盟讨论的缓冲极端损失机制等等。可鉴方案中，唯一经历实践的是西班牙于本世纪初实施的动态拨备机制。拨备计提虽仅面对“预期损失”，西班牙政府依然要求银行积累或模拟20年的数据，以保证跨越一个长经济周期。

笔者认为在诸多国际参照模式中，以数据、模型为主导的理念，不应成为首要决策依据。资本缓冲在中国不宜同宏观经济周期随时传脉共振，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调整，宜结合经济宏观调控意向、资本市场阴晴和金融风险前瞻，相机而动。

于春涛 独立风险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