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李翔

某种程度上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个幸运儿——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幸运。

他在维也纳度过童年时光，少年时期迁徙到柏林，在16岁来到伦敦，成年后的部分时光作为教授在美国纽约度过，为了做历史研究曾经在意大利长时间旅行，法国则被他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作为一名终生的共产党员——如果他不在年近90时反悔，退出共产党——他曾经在东欧、前苏联和中国旅行过，他称自己是“居住于苏联以外地区的世人当中，真正见过斯大林的少数人之一”。他也是最早的一批“喷气式飞机教授”之一。赢得这个称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总是搭乘国际航班，穿梭于各个国家和城市，到各地的大学讲课。而他本人能够讲数种语言，包括德语、法语和英语。仅仅是在学术会议上为大师们做翻译，就能够让他赢得其中一些人的友谊。

除了交游甚广之外，他还长寿。尽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已经放言，“老年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但是长寿的好处仍然显而易见得多。在诸多好处中，其中之一就是时间能让你的经历足够丰富。此外，拥有足够长的时间，也让你能够验证自己的观点，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无论哪一种都能够带给人快感，因为再没有比看到自己曾经的对手已经被人遗忘、自己正因为时间的积累而声名日盛更让人满足了。毛姆在他以作家作为主角的小说《寻欢作乐》中已经讥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对于年轻人而言，困难之处在于辨识清楚，究竟是作品给予了一个人荣誉，还是时间剥夺了其他人的荣誉，而将荣誉剩下给老者。但是在霍布斯鲍姆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赢得的胜利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作品，而不是时间。

在他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的20世纪断代史著作中，他将20世纪称为“极端的年代”，当然，这也是他在其中度过大多数生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的埃及，但是仅仅两年之后，他的父母带着两岁大的他迁居到维也纳。那是一个“大帝国的贫穷首都”，霍布斯鲍姆说。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光。在他12岁时，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在此之前，霍布斯鲍姆一家人就已经对研究破产状况下的家庭生活颇感兴趣。“我一直想不通，父亲打算如何在一个他连语言都讲不好的国家谋生。当然，我更不清楚他去埃及之前，究竟从事何种职业。”他没有太多机会去寻找到答案，两年半之后，他的母亲死于闷闷不乐。

好在还有家族，那是“一个持续运转的网络”，可以用来对抗外部世界剧烈的变动，并且安抚和照顾家族内部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作为少年的霍布斯鲍姆住进了母亲的妹妹在柏林的家，并且在柏林接受教育，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和纳粹的崛起。当然，同时他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他对柏林印象不错，“这座城市对狂言呓语的觉察能力很强，并对社会歧视观点和滥情的民族主义论调始终保持怀疑态度。尽管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曾经无所不用其极，企图让柏林从‘左倾’转而支持希特勒，它始终没有成为一座真心诚意的纳粹城市。”

令这个犹太家族感到幸运的是，他们在1935年离开了柏林，没有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伦敦是一座散漫的城市，弥漫着狄更斯式的薄雾。尽管他号称自己专心致志于智力活动和大量的阅读，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的内心深处显然弥漫着自卑情结，他并不英俊，缺乏对女性的吸引力，而且他认为自己自私和自以为是。不过他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那就是进入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英国移民孩子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英国社会，从一个阶级环境转换至另一个阶级环境，也算得上是一种移民方式。而我在1935年赢得剑桥奖学金，便意味着迁徙到一个陌生的新国度——它甚至比我之前住过的那些国家更加令人不熟悉，以致显得格外陌生”，霍布斯鲍姆写道。

虽然他从未碰到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是他并不感到遗憾。他正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并同一群日后的出类拔萃之辈交往。在他经常交往的同学中有日后的发展中国家政治要人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但他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绝非领袖人物”，因此对革命的进展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影响巨大的学生杂志《格兰塔》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活动中心，霍布斯鲍姆本人则是《格兰塔》杂志的编辑。

在伦敦霍布斯鲍姆目睹和亲历了20世纪一些最重大的事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宣布战争开始时，霍布斯鲍姆竟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仅仅具备临时性质，因此必须即兴发挥，“自己非但不知何时会有明确的未来，就连眼前都混沌不清，一个人孤零零地无所适从”。他加入了军队，但显然他不认为这是一段值得炫耀的生活。不像很多作家那样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战时生活，并且以战争经历写出了无数作品，霍布斯鲍姆冷淡地说：总结我二战个人经验的最佳方法，就是战争夺走了我生命中的六年半光阴，其中六年待在英国陆军。那场仗我打得既不“漂亮”也不“难看”，只是打了一场空仗。我毫无建树，而且没有人期待我有所建树。反正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囊的日子。“一个头脑过度发达，而在军旅生涯方面极度低能的怪胎”，他这样称呼自己。

1946年2月8日退伍之时，他称自己终于“重新回到了人间”。但是人间并没什么好东西。等待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首先是冷战。冷战期间西方和苏联的对立让所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得都如坐针毡。衡量一位学者和政治家的标准被极度简化为两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如果是，那么你碰到的命运会是失去工作和无人理睬。意识形态的分歧会表现在现实生活之中。

不过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打击更大的恐怕是苏联自身的变化。首先斯大林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变成了一场专制者的游戏。这位矮个子、大胡子的共产党领袖被证明是个铁腕的统治者，在对待异己的态度和方法上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残酷的统治者。这让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丧失了自己在道德上的底气和优越感。而接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则让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彻底无所适从。他们终于不知道自己在支持谁，以及何为合理，何为正义。“用最简单的话讲，十月革命创造出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则摧毁了它”，霍布斯鲍姆评价说。1956和随后在西方共产主义者中的大规模退党运动正是现实中的磨难、内心的沮丧和信仰的破灭交互作用的产物。而霍布斯鲍姆本人之所以并未退出共产党，仅仅是因为他曾经认识过一些共产党所培育出的杰出人物。

冷战之后是60年代。热闹的20世纪让生活于其中的亲历者目不暇接。作为爵士乐爱好者的霍布斯鲍姆曾经因为这个爱好而成为严肃历史学家中的异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他成为异类的另一个原因，只不过这是两种类型的异类。只有在看到被披头士乐队启蒙过的年轻人之后，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经历过纳粹兴起、意识形态狂热和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与敌对场面的人，才开始承认历史终于演进到了自己不能理解的时代。反抗是新的反抗，革命也是新的革命，和从前统统不同。

1968年5月的“革命”把美国总统拉下马，让法国总统暂时保住面子但最终也落到同样下场。它效果惊人，但是却让老一代人极度困惑。“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1776、1789和1917的历史背景下，同时又亲历了1933年之后各种转变的人而言，任何革命都必须具备政治目标。革命分子企图推翻国内或国外的旧政权，目的在于用新政权来加以取代，借此创造出一个更新更好的社会，或至少为此项工作奠定基础。然而，不管那些年轻人到底是在什么因素的驱使下走上街头，他们的目的都不同于此”，“如果那些‘大动作’的目的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甚或并非为了推翻高压统治以及贪腐政权，反而只是硬性摧毁现有社会中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与个人行为方式，那么该怎么办……‘大动作’就不表示某种拙劣的革命尝试，反而意味着另一种革命背书：一场扬弃传统政治的革命，而且主张个人事务就是政治事务这个口号，最后连左派的传统政治也一并废除。”

令人兴奋和费解的60年代之后，霍布斯鲍姆目睹的另外的大事件是前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柏林墙的倒塌，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国际共产主义就像退潮时遗留在沙滩上的鲸鱼一样，无助地喘息。

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20世纪80年代若有任何画面令我始终难以忘怀的话，那就是纽约西57街一家电器行电视展示墙上的许许多多戈尔巴乔夫的面孔。他们让我突然停下脚步，聆听戈尔巴乔夫向联合国发表演说，心中充满了一种惊讶莫名与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过，由于“他麾下的改革者都有勇无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毫无疑问这会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小组”的发起人霍布斯鲍姆失望。他甚至说，这不仅仅是苏联的失败，而是全世界穷人的失败，世界要为曾经拒绝社会主义而后悔。

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愤世嫉俗者。他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了不断时间的苦难之后，正深处一个“历史的假期”。他和西方世界的公民们正在享受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繁荣与和平时期，他们享用着丰盛的物质和空前程度的自由。虽然他同时乐观地相信即使他不能看到美国世纪的终结，他的读者也能。9·11和接踵而来的战争同他所经历过的战争与意识形态狂热相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尽管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新世纪(27.93,-0.89,-3.09%)距离最近的最重大的突发事件。

作为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敬和欢迎。他同时是畅销书作者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甚至同时享用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资本主义的繁荣，尽管他到了40多岁才开始发表正式的论文，50多岁才开始作为教授广受尊敬。他坚信新世纪甚至比其他时刻更加需要历史学家。因为在新世纪我们面临着比以往时刻更多的困惑。至于如何在这个世纪更好地前行，除了“不可或缺的悲观主义精神”，还应该坚持不“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因为“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和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变得更好”。作为一个老人家，他可真够带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