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股民老张/文 暑假，带家小去日本一游。亲历东瀛岛国，身临其境体验感受社会民风，仅仅站在过客的层面，比较中国与日本社会的差别，民众的状态、素质，社会制度及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大有一番感慨。今年春节之后，本人曾在澳洲之游后，为《经济观察报》撰文《站在澳洲看中国》。此次，再与朋友们分享一下从日本看中国的感受。
首先要声明的是，本人不是哈日一族。在去日本之前，打算消费升级一台新的专业照相机，选择佳能的“无敌兔”，为了让这一次消费的GDP留在国内，放弃了去原产地购机的想法，专程到北京的摄影器材城购买了一台。我这是第一次去日本，在此之前，对日本的看法与国内的朋友别无二致。
东瀛礼仪之邦
日本的礼仪是有名的，日本应该也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在日本家庭，家人之间出门、回来都要相互问候，马路上我还见到过几个日本男人说着话突然就相互鞠躬。礼仪甚至演化成繁文缛节。
礼仪熏染之下，日本的服务是一流的。所有服务场合，日本人的笑容已经让人看不出到底是出于职业训练还是发自内心。或许起初是二者兼有，之后是习惯成自然了。
不仅仅是微笑，微笑之后的实质性服务也是超一流的。在日本商场购物，与店员交流不畅时，对方曾通过店内广播系统召唤另外一个楼层的懂中文的店员来帮忙。在日本半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位日本人对中国人有半点不敬，不管是服务行业的，还是普通人。他们对任何人都一样，哪怕你是爪哇人，因为他们是礼仪之邦。当然，如果你该排队时不排队，他们也会很客气地要求你讲规则，站到队尾去，同样不管你是哪国人。
说到排队，日本人似乎酷爱排队。乘车排队，购物排队，动物园里几乎看每个动物馆都排队，最刻骨铭心的是在迪士尼里，每个游乐项目都排很长的队，第一个游戏项目的排队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等候了近两个小时，守规则的成本高到这个地步，股市都能从开盘到早盘收盘了。我想起在大学食堂里的一个流行词汇，叫“加塞儿”，但日本人不加塞儿。据说中国世博会也排队，甚至花费更长的时间，但聪明的国人创造出了聪明的方法来，坐着轮椅就不需要排队了，以至于某个外国场馆成为具有神奇医疗功能的场馆——许多残疾人进入场馆之后，能立刻从轮椅上跳下来。
礼仪、礼貌、儒家文化，换来的是整体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高水平，换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犯罪率低。在日本感受很强烈的一件事，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性化。比如，日本的轨道交通很发达，检票口也是自动的，与中国不同的是，出站检票口的开启时间要比中国长两三倍。除了满足身体不够灵活的人慢慢通过之外，也能照顾带着很多行李的人。当然，人家相信没有人会逃票。在富良野的美瑛，我们一行6人，租自行车游览乡村美景，租车处仅仅要求我们写一下国家和名字，没有任何复印证件，收取押金的手续，甚至没有要求看一眼证件，而租金，竟然是“回来以后再支付”。超市里，有排列成行的收款台，但你居然有机会推着购物车绕过收款台直接走出去，全然是“不设防超市”。
商业环境与产业创造力
在这种环境氛围之下，相信“法律”和“维稳”之类的成本就低多了。至于盗版、山寨假冒之类的行为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笔者曾经在中国的音像出版行业工作过，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盗版给中国创造了电子行业的瞬间繁荣，却毁掉了中国的整个一条文化产业链，从源头的创作开始。这也是中国经济繁荣背景下，文化仅仅停留在超女快男层次的报应——原创者和高成本投入精品制作者赚不到钱，利润被盗版截流了！向来盛世是应该带来文化繁荣的，汉代、唐宋，留下许多经典，但现代，连余秋雨都可以晋级到“顶级文豪”的江湖地位，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是，他混成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股东，和每届超女的评委，却不知道他可以称为文豪的代表作品是什么。
中国的空白，就成为别人的强项。类似创意、创作、流行之类的，不需要占用资源、土地、能源的精神领域的产业，成为日本、韩国的主流产业。从日剧、韩剧开始，因为制作精良，形成了完整的与审美有关的产业链。音像制品在中国是被盗版的，但流行服装是需要花钱买的，到汽车层面，中国的品牌在自己家里都横不过人家。至于动漫产业，中国几乎成为空白。可以说，是中国的盗版商，帮助日韩做了免费的流行元素宣传，帮助日韩打击了本土的服装生产企业和汽车生产企业。而日本商场里，一套3D的游戏程序可以卖到人民币几百元。我不是游戏玩家，国内网络游戏行业据说也是大产业，要给人家分掉多少杯羹，或许要看看能够火起来的游戏有几个是自主开发的了。
除去音像行业，流行产业，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都处在很难受法律保护的状态。中国工业最厉害的是仿造，只要技术含量低，一定有人仿造，立刻将原创者的利润打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没有超额利润，就没有原创的财力和原动力，谁创造谁吃亏的潜规则出现，阻碍了企业的创造性，于是“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低端产品的代名词；谁利润高谁被群起而仿之，直到利润降低到与大家一样，于是，中国企业习惯了低利润，也习惯了做人家的血汗工厂。我们拥有世界第一大的公司中国石油，有进入500强的很多房地产企业，但这些企业几乎都与国家垄断和国家资源、土地资源相关。凭硬功夫真本事市场能力挤进去的不多。
在北海道，牛奶几乎像水一样便宜，却非常好喝，因为人家是真正的鲜奶加工的，很难想象，日本的奶农敢在牛奶里加福尔马林来防腐，更难想象牛奶里面会有三聚氰胺。我敢打赌，我们的牛奶不好喝，绝对不是我们中国的奶牛工作不敬业。
纪律与国力
日本人的纪律是出名的，员工的敬业精神令每个中国的企业家垂涎。同行的朋友讲，与日本的朋友提前咨询到日本的事情，对方一再强调，不可以在上班时间给他打电话，可以在晚上或是打到家里找家属咨询交流。上班时间不许接私人电话，在中国看来有点不近人情。
纪律性如果被全民融入到了生活之中的细节里，就是民族素质。用于战争，就是军队的战斗力。甲午海战前，中国军舰硬件装备远超日本，但日军军官看到清兵在军舰大炮上晾晒衣裤，就敢断言北洋水师必败。还有一个老辈传下来的故事，日军的一次军演令各国列强震撼，一队士兵在军舰上走队列，走到军舰的尽头时，长官没有喊立定，队伍就直接往海里走，像下饺子一样，直到三分之二的士兵掉进海里时才听到立定的号令。据说日军侵华时，一个士兵的战斗力相当于中国正规军6到7个人。
纪律性用于生产，应该就是效率。效率应该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在日本，工人的收入平均在月薪折合人民币2-3万元，应该说远远高于中国的人工成本，但日本的汽车、电子企业居然生存得很好，一定与节约、劳动生产率、员工的主人翁精神、技术进步、以及认真、严谨、敬业等人的素质因素有关。
在日本机场看惯了职业化的服务之后，回国踏上国际超一流的T3航站楼，看到中国的两个年轻男女职员在值班的岗位上聊闲天，突然感到有些不适应了。
至于环保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只要国民有了守规矩的习惯，剩下的事情只是如何制定规矩了。其实我们正在打造的和谐社会，除了国家给社会的投入之外，也包括国民的基础平均素质。
做梦的权力
英国将鸡蛋分成四类，最优的应该是田野里自由自在吃稻谷小虫的鸡下的蛋，其次有谷仓鸡等，最劣质的鸡蛋叫“电池鸡”下的蛋，现代化养鸡场里，鸡像电池一样被塞在排列整齐的小笼子里，前边的孔伸出脑袋吃饲料，后面的孔取走生出的鸡蛋和排泄的粪便。
成熟社会，自有成熟社会的优越，但生活在成熟社会，未必是幸事。人如果生活在电池鸡这样的环境之中，感觉会是什么样？把你变成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加上“永远”两个字，你的感觉又会如何？
日本的社会框架已经成型，社会成员的温饱甚至小康都不成问题，并有着极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养老等等，但温饱小康之后，人的更高层次的欲望基本就被消灭了，大康、权力、成就感等等。
日本的职业稳定性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员工对企业绝对忠诚，企业也几乎不裁员，跳槽大概比离婚还艰难。格林斯潘在谈到日本经济复苏艰难漫长时曾经挖掘过其中的理由，日本像拒绝接受手术的病人一样，拒绝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因为破产倒闭意味着很多人的失业，而失业是日本人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不接受手术硬挺着，就构成了20年不复苏的局面，日本多年来几乎零利率的状况，怕是与这种文化层面的原因有关系。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我只是帮助社会管理钱财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孵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也是社会文化使然。
世事是公平的。职业稳定、待遇尚可、医疗福利优越，代价是另一种烦恼。
假如你的单位里的顶头上司比你大15岁，你还可以梦想着他光荣退休之后你来接班干15年，如果他只比你大3岁，你又不能跳槽，就只能和几个竞争者盼着他升迁了，而他也在和另几位仁兄一道期待着他的上司退休或升迁，最后一位的位置，总裁留给了他的儿子，做杜拉拉的机会相对于中国来讲，少得可怜。换言之，做日本人，得到生存，丢掉理想。
你的生活方式将是，70平米的小房子住几十年，对面的窗子大约相距仅10米左右；每天在同一条地铁线上用急匆匆的脚步穿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仍然要穿西服系领带；几乎永远没有拥有私家车的可能，成就感只能是你的工作业绩和墙上画的小红旗，奖金估计都已经含在基本工资里了，你的老婆不用看就知道你的口袋里还有几个零花钱；除了买彩票，几乎没有发大财的可能，社会几乎精确计算过每个人的生存成本之后给出了相应的工作报酬；发不了大财，晋级升迁又面临着艰难的爬楼梯熬年头格局，可每天又要守纪律敬业并且面带真诚微笑，还不许接私人电话，甚至有摄像头统计你上厕所的时间……没饭吃的时候，你会对这份工作垂涎三尺，但温饱小康解决了之后，继续这样干几年甚至几十年，正常人，没有被泯灭了雄心和欲望的人，都会崩溃的。
难道日本人就不会崩溃？他们的神经都是钢丝拧成的？
日本人也有发泄的方式。比如，满街的餐厅，我们在札幌连走1个小时竟然找不到吃饭的地方，都是“居酒屋”，“2时间3000元放题”，就是花3000日元可以在2小时内随便喝酒，供这些电池鸡式的上班族晚上来宣泄，家家爆满排队。又比如电玩产业，比如女优等略嫌变态的行业……战后日本的著名三大发明是：电饭锅、弹珠球、卡拉OK，好像还有个方便面，都与生活方式有关。
做螺丝钉，有螺丝钉的幸福，毕竟我拧在机器上，有我的价值和我的位置，但也有螺丝钉的烦恼，因为我永远不会成为齿轮，更不会成为发动机。成熟社会在其它方面都很人性化，但剥夺人的做梦权力方面除外。回家上床做梦可以，在单位做梦行不通！
但在中国，年轻人有大把做梦的机会和权力，人才的流动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频繁的。随便拿一份毕业2年的年轻人的简历，你会发现他并不为有过3次以上的工作经历感到不自在。中国的做梦机会源于经济的发展扩张，人才的正常流动，以及每个人个体的不甘于当螺丝钉的精神。中国的财富没有世袭的，白手起家的故事尽管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小，但还是比日本要大得多。
中国的成年人，做梦的机会也比日本多许多，至少，股市给有了一点积累的国人做梦的机会，因此，中国7000万个城市略富裕家庭，对应着7000万个股民。日本上班时间连电话都不让打，上班炒股就更无法想象了。
做梦归做梦，好梦成真却仅仅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事情，只是中国职场排队爬楼梯时的心情要比日本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