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看上去，他和他经常提到的那些用以激励青年的人全都不同。这些曾和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交集的名字，完全可以建造一栋小型的商业圣殿。
在这座神殿的正中排列着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他的搭档史蒂夫·鲍尔默，以及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吉、谢尔盖·布林和他们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周围还环绕着其他不如这些明星耀眼的商人和大公司经理人。这些商业英雄们大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怪胎”与“异类”。他们才华横溢，创造力非凡，在年纪尚轻时已经是亿万富翁；同时又个个让人头疼至极，在商业记者中流传着无数关于他们的让人瞠目结舌的轶事和趣谈；他们迷恋自身、自大专横，每个人都像是从好莱坞电影中走出的充满缺点的英雄。在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名字中，乔布斯是个众所周知的不近人情的暴君，比尔·盖茨是个缺乏情商的长不大的天才儿童，史蒂夫·鲍尔默讲起话来更像一个黑帮老大而不是一位高科技公司的CEO，至于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的谷歌兄弟，他们本身就是孩子。
但是李开复却与众不同。不过，他不是用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怪行和个性来让自己显露出来，而是恰恰相反。所有那些见过他的记者都不得不承认，李开复的言谈举止几乎无可挑剔。他也强调创意，但是没有人看到过他的疯狂之举；他同样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从任职微软到后来跳槽谷歌，但没有人见过他在压力之下的失态。白色衬衣和黑色西装，椭圆形的金属框眼镜，整整齐齐向后梳的三七分黑发，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笑容可掬的和善面孔，慢条斯理的讲话，似乎从他在中国公众面前出现的那一天起，李开复就是这副模样。他试图引入中国的是西方式的创新，但是在他身上却毫无典型的伴随这种创造力而来的激情和张狂，取而代之的是东方式的谨慎和彬彬有礼。
最初人们将原因归结为他的身份，他几乎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而与职业经理人身份相伴的理应是谨慎和谦恭，说话滴水不露，行事八面玲珑。但是当他出人意料地辞去了谷歌全球副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开始自行创办创新工场之后，至少在表面上，人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李开复的变化。他仍然乐意在高校演讲，向年轻人们讲述关于创新思维和个人成长的故事和理念；在互联网上他也同样活跃，不断通过Twitter和微博来发布自己的最新消息；他还是那个青年导师、成功典范和“MrAlwaysRight”。似乎他唯一的变化就是从隔壁的谷歌中国办公室搬到了同在一个园区的C座的创新工场办公室。
这是一个更小的办公室，没有体面的大堂和前台，一入门就能看到如网吧般排列着的长桌和笔记本电脑，杂乱却洋溢着勃勃的生气。向右转就是李开复的办公室，透过玻璃墙，他能够看到他的同事们匆匆穿行而过；同样，他的同事们也能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称他的同事们为“工友”，“我们这里不允许用员工这两个字，我们都叫工友。因为员工，感觉就是我是老板，你是为我打工的。工友就是说我们都是朋友，我们一起工作，都是为了创业的使命和目标而努力”。
谈到他的新工作，“这个工作更让我快乐，更让我享受。至于整个人的状态，其实这和我一生希望做的事情还是一致的，只是说我的时间利用更有效率了，更少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会议，更少的同总部交流、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经过公司的种种委员会来处理事情，更多的是更有效率的工作，几个人讨论一下，就把事情拍板了，而不是很官僚地去讨论。”李开复说。这和他刚刚到谷歌时发表的言论并无太大差别。他仍然重复着厌恶官僚主义，追求高效和创新的谈话。
在度过三个月每周工作近90个小时的疯狂时期之后，创业期的辛苦和狂热似乎也已经过去。“现在来说应该已经走上了轨道，重要的是怎么样更好地利用时间。跟过去的工作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李开复说。与此同时，“尽管我很愿意多花时间在办公室”，但是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仍然很重要。他并没因为工作上的成就错过什么，他和女儿的关系令人羡慕得好。
他承认自己是个幸运者，他的创业从一开始就是被祝福的，“创业之初的很多艰难，首先是来自于资金的紧缺，然后是招聘的困难，还有方向的不定性。这三个问题其实我们都非常快地得到了解决。”唯一的挑战是他进入的是自己所未涉足过的领域——他也清楚由此而生的外界对他的质疑，一个从未创过业的人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创业导师：他从来没有做过投资，尽管他在谷歌中国时倒是做了一些收购；他也从来没有过创业的经历，不过他认为自己将微软中国研究院和谷歌中国从无到有创建起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创业。因此陌生的挑战也并非不可应对，更何况他还颇以自己的学习能力自傲。
尽管几乎每天都在招聘和面试，而他自己也说，作为创新工场的CEO，目前花费他时间最多的就是招聘，但是他的投资者们仍然在问他：开复，你如何保证创新工场能够找到最优秀的创业者？
“他们不怀疑我能找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也不怀疑我能找到最优秀的产品经理。”李开复说。他足够聪明，也足够清醒，清楚地明白所有隐藏在问句之后的对他的怀疑，“有一种理论说，优秀的创业者不会选择孵化器，他们会选择去荒野生存，而不是在温室中成长。”而如果找不到足够优秀的创业者，创新工场的孵化器+风险投资模式就是一个注定的失败。
“这个理论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他深思熟虑之后自我回答，“但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创业者，他可以接受孵化器提供给他的知识，然后再到荒野中成长。这两种人都存在，我们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接着他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能够吸引每一个创业者。中国有那么多创业者，我们只要有一小小小小部分来这里就可以了。”这时候他才显露出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激情。
他的公司迎来了创立一周年。他和他的团队将会精心策划一个大的发布会，来向外宣布进驻创新工场的项目，并且展示这些团队的产品。这些项目和产品已经带给他不少成就感，“最近一些业内很知名的大佬看到我们的产品，很惊奇，说，你们做得不错嘛！”
“做得不错嘛！开复！”这是他希望听到的反馈，这样他所承担的风险和艰辛才是值得的；而更长久的被认可，则需要等到一个漫长的投资期结束之后，那要八到十年，那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成功的退出，很好的投资回报，“一两个上市的公司和一些人们常用的产品”。
“工友”李开复这一年
李翔
487
2010-09-20
李翔
看上去，他和他经常提到的那些用以激励青年的人全都不同。这些曾和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交集的名字，完全可以建造一栋小型的商业圣殿。
在这座神殿的正中排列着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他的搭档史蒂夫·鲍尔默，以及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吉、谢尔盖·布林和他们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周围还环绕着其他不如这些明星耀眼的商人和大公司经理人。这些商业英雄们大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怪胎”与“异类”。他们才华横溢，创造力非凡，在年纪尚轻时已经是亿万富翁；同时又个个让人头疼至极，在商业记者中流传着无数关于他们的让人瞠目结舌的轶事和趣谈；他们迷恋自身、自大专横，每个人都像是从好莱坞电影中走出的充满缺点的英雄。在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名字中，乔布斯是个众所周知的不近人情的暴君，比尔·盖茨是个缺乏情商的长不大的天才儿童，史蒂夫·鲍尔默讲起话来更像一个黑帮老大而不是一位高科技公司的CEO，至于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的谷歌兄弟，他们本身就是孩子。
但是李开复却与众不同。不过，他不是用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怪行和个性来让自己显露出来，而是恰恰相反。所有那些见过他的记者都不得不承认，李开复的言谈举止几乎无可挑剔。他也强调创意，但是没有人看到过他的疯狂之举；他同样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从任职微软到后来跳槽谷歌，但没有人见过他在压力之下的失态。白色衬衣和黑色西装，椭圆形的金属框眼镜，整整齐齐向后梳的三七分黑发，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笑容可掬的和善面孔，慢条斯理的讲话，似乎从他在中国公众面前出现的那一天起，李开复就是这副模样。他试图引入中国的是西方式的创新，但是在他身上却毫无典型的伴随这种创造力而来的激情和张狂，取而代之的是东方式的谨慎和彬彬有礼。
最初人们将原因归结为他的身份，他几乎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而与职业经理人身份相伴的理应是谨慎和谦恭，说话滴水不露，行事八面玲珑。但是当他出人意料地辞去了谷歌全球副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开始自行创办创新工场之后，至少在表面上，人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李开复的变化。他仍然乐意在高校演讲，向年轻人们讲述关于创新思维和个人成长的故事和理念；在互联网上他也同样活跃，不断通过Twitter和微博来发布自己的最新消息；他还是那个青年导师、成功典范和“MrAlwaysRight”。似乎他唯一的变化就是从隔壁的谷歌中国办公室搬到了同在一个园区的C座的创新工场办公室。
这是一个更小的办公室，没有体面的大堂和前台，一入门就能看到如网吧般排列着的长桌和笔记本电脑，杂乱却洋溢着勃勃的生气。向右转就是李开复的办公室，透过玻璃墙，他能够看到他的同事们匆匆穿行而过；同样，他的同事们也能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称他的同事们为“工友”，“我们这里不允许用员工这两个字，我们都叫工友。因为员工，感觉就是我是老板，你是为我打工的。工友就是说我们都是朋友，我们一起工作，都是为了创业的使命和目标而努力”。
谈到他的新工作，“这个工作更让我快乐，更让我享受。至于整个人的状态，其实这和我一生希望做的事情还是一致的，只是说我的时间利用更有效率了，更少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会议，更少的同总部交流、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经过公司的种种委员会来处理事情，更多的是更有效率的工作，几个人讨论一下，就把事情拍板了，而不是很官僚地去讨论。”李开复说。这和他刚刚到谷歌时发表的言论并无太大差别。他仍然重复着厌恶官僚主义，追求高效和创新的谈话。
在度过三个月每周工作近90个小时的疯狂时期之后，创业期的辛苦和狂热似乎也已经过去。“现在来说应该已经走上了轨道，重要的是怎么样更好地利用时间。跟过去的工作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李开复说。与此同时，“尽管我很愿意多花时间在办公室”，但是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仍然很重要。他并没因为工作上的成就错过什么，他和女儿的关系令人羡慕得好。
他承认自己是个幸运者，他的创业从一开始就是被祝福的，“创业之初的很多艰难，首先是来自于资金的紧缺，然后是招聘的困难，还有方向的不定性。这三个问题其实我们都非常快地得到了解决。”唯一的挑战是他进入的是自己所未涉足过的领域——他也清楚由此而生的外界对他的质疑，一个从未创过业的人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创业导师：他从来没有做过投资，尽管他在谷歌中国时倒是做了一些收购；他也从来没有过创业的经历，不过他认为自己将微软中国研究院和谷歌中国从无到有创建起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创业。因此陌生的挑战也并非不可应对，更何况他还颇以自己的学习能力自傲。
尽管几乎每天都在招聘和面试，而他自己也说，作为创新工场的CEO，目前花费他时间最多的就是招聘，但是他的投资者们仍然在问他：开复，你如何保证创新工场能够找到最优秀的创业者？
“他们不怀疑我能找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也不怀疑我能找到最优秀的产品经理。”李开复说。他足够聪明，也足够清醒，清楚地明白所有隐藏在问句之后的对他的怀疑，“有一种理论说，优秀的创业者不会选择孵化器，他们会选择去荒野生存，而不是在温室中成长。”而如果找不到足够优秀的创业者，创新工场的孵化器+风险投资模式就是一个注定的失败。
“这个理论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他深思熟虑之后自我回答，“但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创业者，他可以接受孵化器提供给他的知识，然后再到荒野中成长。这两种人都存在，我们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接着他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能够吸引每一个创业者。中国有那么多创业者，我们只要有一小小小小部分来这里就可以了。”这时候他才显露出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激情。
他的公司迎来了创立一周年。他和他的团队将会精心策划一个大的发布会，来向外宣布进驻创新工场的项目，并且展示这些团队的产品。这些项目和产品已经带给他不少成就感，“最近一些业内很知名的大佬看到我们的产品，很惊奇，说，你们做得不错嘛！”
“做得不错嘛！开复！”这是他希望听到的反馈，这样他所承担的风险和艰辛才是值得的；而更长久的被认可，则需要等到一个漫长的投资期结束之后，那要八到十年，那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成功的退出，很好的投资回报，“一两个上市的公司和一些人们常用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