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王隽/文 上周，在清华美院美术馆举办的“深圳平面设计回顾展”开幕式后，有一个小型的业内论坛。我错过了发布会的官方发言，坐下听中国最早开始把“工艺美术”发展成“平面设计”的一群先锋的对谈。这场对话，似乎比展厅里那数十张海报和先前的官方发布会要有意义得多。

陈汉民已经快80岁了，他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教授，经他手设计了香港回归专用标志、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标志，他培养的学生中有设计澳门区徽的张磊、北京奥运会徽的郭春宁、北京奥运和残奥吉祥物的吴冠英、北京申奥标志的陈绍华，他们叫他“徽章爷爷”。

“徽章爷爷”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件是给某市的城市标志设计比赛当评审，老爷子和几个资深的设计师一起认真地工作了五天，从所有的入围作品里选出了前五名，等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来审核。“年轻的副市长走进来，拿起我们选的前五名，嘴巴一撇，扔在桌上，说：‘这种东西还用设计？小孩都能画出来。这让我怎么跟市长和书记交代！’”陈汉民没生气，他笑着对副市长：“日本国旗更好画，叫个一年级小朋友，给他一张A4纸，把杯子扣在中间，描一下，拿红笔把圆涂满，不要涂出来就可以了。”

老爷子说，“分不清设计和画画，这是分管文化的副市长。”

第二件是为世博会的标志做评审。“钱花了么牢牢（上海话：很多很多的意思），请外国专家和我们一起，住五星级酒店，游船上吃晚宴，开心来，我们认真的选了好几个候选的，拿了很多的评审费回家去了，后来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家都傻眼——这个标志我们没见过的。不是我们选的。”

老爷子接着说：“后来说是领导定的，那是传言，你们别信啊。”

陈汉民先生说的，是中国国情。

为城市或者为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设计LOGO，对设计师来说是一件两难的事，尤其是国际性的大事，一边希望可以让中国原创的平面设计通过活动让世界看到，一面又要面临决策者不懂设计的尴尬。

深圳的情况似乎要比陈汉民先生说到的“大部分城市”的情况要好得多。

陈绍华是最早一拨去深圳的平面设计师，他1987年离开教职，以“工艺美术”老师的身份去了当时做家电的万科，他为万科设计了第一代的LOGO，这个LOGO沿用到前几年才因为公司发展内容的变化而被替换。和他同期到深圳的还有王粤飞，辞去原先在广东省包装进出口公司的职位，去深圳创办了合资的设计公司。

陈绍华和王粤飞都是现在深圳平面设计的中坚力量，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公司所做的品牌包装设计，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中领先的国产品牌。深圳的经济环境，在他们看来，“一直都比别的城市要先走一步，更包容，没有太多的壁垒，老板们接受起新的观念上也更容易一些。”所以可以说，“中国的平面设计，几乎是从深圳开始发展起来的。”

平面设计师在90年代中期不停地涌向深圳，1995年，中国第一个非盈利的平面设计组织“深圳设计师协会”成立了。协会这个词在中国听起来挺不诚恳的，第一反应是和事业单位别无二致，是政府机构旗下的组织，说起话来是和领导们站在一边的。

而这个协会，是“纯民间”的。

王粤飞说，“陈老师说的那种情况，在深圳发生的次数绝对是少的。协会会站在设计师身后，帮助他们与政府、各个机构合理的辩论，在LOGO的发布仪式上，深圳的设计师可以上台讲设计含义、评审上去讲选择的原因，而不是咱们熟悉的本地最大的领导上去念一个稿子。这是一种进步，是设计师自己争取来的权利。”

深圳设计师受到更多尊重和自由的权利，自然不能与已经有成熟设计文化的北欧、日本做比较，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中国城市的范本。协会存在的意义，不是发布不痛不痒的行业标准，不是开冗长无物的会议，也不是打着官腔让行业里的从业者更顺从，而是帮助设计师获得与甲方合理对话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