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这是需要用整个“十二五”发展纲要来回答的宏大命题。虽然这个市场仍然保持了过去经济形态的强大惯性，但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会发现一些悄然的变化。就像过去30年一再发生的那样，与政策层面的表态相比，这个市场的参与者总是先知先觉。他们总是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市场的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

作为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数量庞大的公司就像组成中国这个经济体的细胞——一群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极强的细胞。经过30年的裂变和演进，他们已经学会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形态。他们发展变化的动力是一种经济领域的自然法则，而非受到某种外部力量的牵引。

作为一个媒体观察者，我有机会接触很多的公司，最近引发我极大兴趣的是一些“小公司”，这些公司你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不仅仅是名字，还包括他们所做的事业。像这期报道的以招聘流程外包为特色的人力资源公司科锐国际，从事水务运营管理服务的金州恒基，以及曾经报道过的从事个人对个人贷款中介服务的宜信。他们所做的事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现代服务业。

如果说非要给中国经济未来寻找一个答案的话，我认为就在这些小公司身上。或许他们现在并不强大，但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缓缓展开，作为中国这个经济体演化出的最新细胞，他们将取代这些细胞原有的那些质地坚硬易碎的老细胞，使得自己的母体变得更加柔软和灵活，并有有足够的力量从钢铁、水泥、煤炭、石油混合而成的烟雾中摆脱出来。

日本学者田地龙一郎于1981年正式将“软化”一词用于经济领域。他认为，产业软化是历史的潮流，时代的需求，并建议创立与之相适应的“软产业经济学”。与他提法不同，但殊途同归的是经济学中的“配第一克拉克定律”，该定律认为，不同产业间相对收入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结果，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呈现出第一次产业人数减少、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人数增加的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一批很“硬”的公司，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能源巨头，像如今盆满钵溢的房地产公司，像铁路、航空等大型企业，像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企业……他们的发展撑起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也正是他们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让中国经济挺起了腰杆。

然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产业链，在其完成了“生产制造”向“虚拟制造”和“服务制造”的转换后，其价值重心早已发生转移。如果要跟上世界的脚步，由硬的制造型、资源型公司向软的服务型公司转变就是必由之路。同时，这也是工业化成熟之后，专业分工细化的必然要求。工业化不发达的情况下，供应链全部处于一个企业之中，各生产环节和服务部门由企业提供。但随着专业分工的深入，工业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制造加工、组装分销等环节独立性逐渐增强，诸如采购、人力资源培训、财务等活动逐渐脱离原工业企业，原服务业企业内部某些职能部门也独立成单个企业，国民经济中专业化的服务公司不断涌现，通过与现代服务业企业产业链合作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一种新趋势。我们会发现，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产业中的“软性”成分也越来越大。

产业的软化必然带动公司的软化，这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就像科锐国际总裁高勇在回忆自己创业历程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很多商业模式都是被客户需求驱动的。例如一家跨国公司主动提出要将他们的招聘业务外包给他，因为这个公司觉得自己做费力不讨好，还不如交给专业的公司。金州恒基也有类似的经历，刚开始这个公司只是从事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后来客户希望他们把管理服务也做起来，于是他们就进入了水务管理服务这个陌生的市场。

所有软化的公司其实都是通过具有独立性和开创性的智力劳动为其他行业提供服务，把专门的知识转变为高效的生产力，产生较大的知识服务溢出效应。所以这些公司虽然现在看来都规模有限，从事的也是一些不起眼的业务，但他们的能量是惊人的。如果有一天，世界500强中出现了中国服务公司的身影，我们或许不必感到太过惊奇，这只是说明，我们再一次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当然，公司的软化，对于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如何为服务型的企业提供服务，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些公司不再需要政府部门批条子，给项目，拨资金，他们脱胎于市场，喜欢用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原有的权力部门将无所事事，他们会以怎样的胸怀和态度来对待这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