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文

《吴越春秋》中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民富”在“国强”之前，古人早在千年前就提出了“以民为本”思想。始于30多年前的改革，将中国经济带入了世界前列，也使“发展第一”成为了30多年持续不变的首要目标。但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国民的同步富裕，收入差距过大成了发展起来后的问题，科学发展的目标渐行渐远。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创建“幸福中国”，还富于民，需要真正从物本位向人本位转换，而民富才是国强之源，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今天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大家几乎没有分歧。应该怎么做也提出了不少：比如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合理分配、关注民生、社会保障、持续发展，并且已被当局认可写入报告、文件，但大都没有有效实行。几年前，我们曾讨论过转变政府职能，从主导经济转为公共服务。那时我说：“服务型政府好不好，好？对不对？对！但做不做得到？做不到！行不行得通？行不通！”为什么？发展第一是中国的国策，主导经济是政府的职责，GDP是考核目标，官员靠这个升官，怎么会成为服务型呢？

“科学发展”抗不过“发展第一”

“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将超额实现，所要求的科学发展的目标基本落空。“十一五”规划要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从2006年至2009年四年年均增长10.1%。如果今年增长维持去年的水平8.7%，五年年均增长将达到9.4%。实现发展目标已成定局。可是，与此相反，“十一五”规划要求的科学发展，不仅没有做到，甚至更趋恶化，已达到临界点。

比如“十一五”规划要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结果我国投资率世界最高、消费率世界最低；“十一五”规划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果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产值能耗水平都是世界最高；“十一五”规划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果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最高，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世界最低，行政开支却是世界最高；“十一五”规划要求，保持社会安定，结果是群体事件不断，从1995年的6000起，到2007的6万起，2009年已经达到23万起。

“科学发展”作为这一届中央的一面旗帜，为什么就抗不过“发展第一”？

“发展第一”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把饼做大再说，至于怎么做大，增长方式是否合理，如何分配，分配方式的公平与否都不重要。所以，讲“科学发展”，就不能“发展第一”；“发展第一”就不是“科学发展”。可是“发展第一”是邓小平定下的国策，所以解释“科学发展”必须与“发展第一”保持一致。十七大报告解释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第一”是物本位价值观，把物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忽略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以人为本”是人本位价值观，不是不要物，而是物的发展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都要符合人本位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科学发展。这里把“发展第一”与“以人为本”相提并论，让各级政府去选择，GDP考核是硬的，“以人为本”是虚的。结果就是发展的目标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落空。

“发展第一”的功与过

今天我们来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十二五”进行这改革、那改革，无非是把过去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能起什么作用？当下中国不缺改革的具体方案，当然讨论一下也是有意义的，但最主要的是怎么启动新的改革。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今天，我们就要找一个启动中国新改革的支点。

先回顾一下，邓小平是怎么启动30多年前的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发展经济。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全党全国把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作为头等大事。小平找了一个什么支点撬动、翻转中国呢？他大讲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他的著名论断。然后，他讲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从政治出发，落到经济上，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问姓社姓资，引入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00年不动摇。此后无论提什么口号，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都要提首先是发展，与“发展第一”保持一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发展第一”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的干扰，实现了改革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发展是第一、GDP为目标，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斜，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斜，行政开支加大；忽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事实证明，“发展第一”的最大得利者是政府，招商引资、建设项目，政府可获得政绩、增加收入，官员可碰杯喝酒、升官发财。今天中国提什么口号都是虚的，唯有“发展第一”是实的。出现了种种问题怎么办？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结果越发展，问题越严重。

改革前30年，中国沉浸在“政治第一”的狂热之中；改革后30年，中国陶醉于“发展第一”的成功之中。如果说，当年不能从“政治第一”的狂热中摆脱出来，就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如果不能从“发展第一”的偏执中解脱出来，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将付之东流。

完整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领导中国完成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发展第一”是针对“政治第一”的。今天，中国面临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就要提出新口号、新方针、新国策。这是否违背邓小平理论呢？

邓小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是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今天我国显然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邓小平讲：“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第1317页）先发展起来，再解决问题的策略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的讲话中。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第1356-1357页）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第1312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1364页）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是邓小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论断。3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怎么能还坚持“发展第一”呢？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发挥优越性：（一）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二）政治上实行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三）文化上建设精神文明。他认为，“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邓小平年谱》，第705-706页）“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第1102页）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就要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新改革，实现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

可是我们至今还没认识到中国处于新阶段，需要新转折，推进新改革，还在强调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还有谁不以经济为中心、谁不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患的就是“经济中心”病，各级政府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众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就是为了克服“发展第一”的偏差，但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所以问题依旧，甚至越趋严重。

创建“幸福中国”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我国从 “发展第一”的偏执中摆脱出来，否则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发展是为什么？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发展是手段，老百姓过好日子是目的。

那么，老百姓怎么过上好日子？按小平的说法，不仅要富裕，还要民主，还要文明，这就是幸福。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就是为民众谋幸福。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这就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年邓小平以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作为支点，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不妨以创建“幸福中国”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大家会有疑问，提过那么多好口号都不管用，一句“幸福中国”能起什么作用？

首先，创建“幸福中国”，就改变了评价目标，以幸福指数，代替GDP。这样，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道德，还包括我一直呼吁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将纳入指标体系。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改革的主要议题。

其次，创建“幸福中国”，就改变了评价主体。“发展第一”，GDP为目标，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幸福中国”的主体是民众，幸福不幸福，得由老百娃来评价。

评价目标、评价主体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这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江苏省江阴市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评价目标就是“人人都有好工作，人人都有好收入，人人都有好环境，人人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并以此制定了一套指标体系。评价主体如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幸福不幸福，老百姓说了算。”办法就是进行幸福感测评。

新改革的切入点

面对我国存在的种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我国社会转型必须完成民主化进程，这成为一种主流意见，但反对观点也十分强烈。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持迟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改很难作为新改革的切入点。即使力主政改的人，意见分歧也很大。有的主张，从约束权力入手，搞宪政民主。宪法至高无上，任何政党、政府、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之上。这作为政改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就有问题。宪政民主的前提，就要制定一部新宪法，那就会陷入无穷的争论之中。宪政民主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起点。有的主张，从政府授权入手，实行民选，解决权力的合法性。这也是政改的目标，必须逐步推行。但是从民选入手，结果很难预料。有的主张，从言论自由入手，放开对出版的管制。这个意见有道理，作为知识分子要求很急切，但对民众来说可能更关心其他权利。

我认为，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应不具有政治风险，容易达成共识，能给民众带来实惠。从创建“幸福中国”入手，就具有上述优点。一是从意识形态讲，没有人反对幸福。二是从操作层面上，可以进行创建“幸福城市”的试点。三是从实际效果看，可以使民众直接受惠。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方式。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执政的理念与决策直接来自民意，并由民众来评价，这就是民主建设。选举代表参与公共决策，是间接民主。如何使民选真正代表民意，这是没有完全解决的课题，但这是民主政治的大趋势，我国不能例外。从民众幸福入手，可以逐步推行民选。

有人会说，创建“幸福中国”、“幸福城市”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他们不愿创建怎么办？政治改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政治改革既需要中央授权，又需要地方积极响应，且风险大、不可控，没有很高的权威、很大的胆识，是难以进行的。而从为民谋幸福入手，地方完全可以做，待经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当前，官民矛盾加剧，群体事件不断，已经到了统治集团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了。无论是为民着想，还是维系政权，都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在的关键是寻找一种政府容易接受、民众直接受惠、既得利益不好反对的方式来启动改革，这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在改善政府行为的同时，也需要改善社会行为、个人行为。创建“幸福中国”、“幸福城市”主要是改善政府行为。还应创建 “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幸福家庭”、“幸福人生”来改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

（作者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