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力/文

1939年4月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佛朗哥将军宣布：战争结束了。经过三年恶战终于掐死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起义军”，在胜利进行曲中行进在马德里一片狼藉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墨西哥中部古城莫雷利亚，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教师走上讲台，从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开始，给一群把好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墨西哥孩童讲授哲学史课。

多年之后，玛丽娅·桑布拉诺在回忆录中记起那个遥远的日子：“我是在一片静默中开讲的。印第安人的那种静默。我满怀柔情地讲着课。对于我来说，他们的静默就像是那种当地人盖在瑟瑟发抖的孩子身上的毛毯。那时候我会为任何事情发抖，而这块毛毯让我不再发抖。”

桑老师的祖国被野蛮人占据了。桑老师没有了祖国，在美洲大陆流亡。

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桑布拉诺时常回忆起故乡安达卢西亚的阳光沙滩，还有在马德里的咖啡馆和好友们共度的美妙时光，还有去国离乡时的凄惨场景——1939年1月，巴塞罗那沦陷后，玛丽娅·桑布拉诺全家人乘坐一辆大轿车，缓慢地汇入了长途跋涉涌向法国的难民潮中。临近边境线时，玛丽娅在人群中看到她的老师、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正在他母亲的搀扶下蹒跚前行。玛丽娅赶忙下车，请他们上来，马查多却婉言谢绝。于是，师生二人肩并肩一起迈过了西法边境。玛丽娅不忘抬腕看表：两点二十分。这是她踩在西班牙土地上的最后一脚的时间。一个月后，马查多在法国病逝。这些场景，像噩梦一样时时侵入这位哲学家的脑中。

米兰·昆德拉曾在 《无知》一书中写道：成千上万的流亡者，在同一个夜晚，虽然梦境形形色色，但大同小异，做的是同一个梦。流亡者之梦：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也许西班牙知识分子是最先拥有了这种体验的。西班牙内战奏响了世界大战的序曲。毕加索在内战期间创作的《格尔尼卡》很黄很暴力，预言了弥漫到全世界的疯狂血腥的杀戮。人与人之间的杀戮，仅仅是思想不同而导致的大逃杀。接着是流亡。大批不愿向法西斯投降的西班牙知识分子流落到法国、苏联、墨西哥、阿根廷……

流亡虽是不得已的，对于作家来说，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阿多诺曾说：对一个失去了祖国的人来说，写作成了他唯一的住所。流亡作家们在写作中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城堡。桑布拉诺曾在她一鸣惊人的名文 《为什么写作》中思考了写作的哲学意义：“写作就是守护孤独。”但这种孤独并非与世隔绝，而是一种仍与外界保持沟通的隔离状态：正因远离了万物，才可以发现万物之间的隐密联系。

桑布拉诺远离了祖国，继而远离了欧洲。她的大部分作品、笔记和未完成的文章都丢在了西班牙，于是，她经历着双重流亡：身体的流亡和作品的流亡。被祖国抛弃、财富被剥夺、身份缺失、无助……种种痛苦在流亡者的内心里挥之不去。但是，桑布拉诺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也就避免了精神上的第三重流亡。她写道：流亡就意味着被历史吞噬。流亡者的所在是沙漠。为了不在沙漠里迷路，就必须把沙漠深锁在自己的内心，将沙漠内化在自己的心灵、思想和感触里，磨练自己的听力，以求避免幻觉，能更敏锐地听到声音。她还写道：一场灾难，如果从它之中没有诞生出任何可以弥补它的东西，才能算作是灾难。她远离了故土，从而更清楚地解读了西班牙乃至欧洲的思想史脉络。从法国到美国、波多黎各、古巴、墨西哥……美洲的流亡生涯成了她创作的多产期，她在故土万里之外写出了她最好的作品：《垂死的欧洲》、《人与神性》、《创造之梦》……在她的笔下，乌托邦的历史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史。西班牙精英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破灭了，继而是世界大战——欧洲理性的大灾难。在新大陆，桑布拉诺思考着那个理性发展到极致的、垂死挣扎的、烽火连天的欧洲。

在流亡途中写着 “垂死的欧洲”，也经受着垂死的感情，担心着垂死的家人。从流落法国开始，桑布拉诺与她的丈夫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虽得以破镜重圆，感情却走向了死亡，最终导致1948年两个人彻底分手。桑布拉诺离开法国后不久，纳粹德国的坦克师开进了巴黎，所有反对佛朗哥或与反佛朗哥分子有往来的西班牙人开始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此时，桑布拉诺的母亲和妹妹尚在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桑布拉诺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急忙从古巴哈瓦那赶往巴黎，却因为等待签证和船票在纽约呆了整整一个月。当她抵达法国时，她的母亲已经在地下长眠了。她的妹妹也饱受纳粹摧残，变得精神恍惚，其夫在二战期间从法国的监狱引渡回西班牙，被佛朗哥政府枪毙。巴黎重逢后，桑布拉诺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妹妹。姐妹俩开始在欧洲诸国辗转流亡，除了玛丽娅微薄的稿费，也靠朋友接济生活。在罗马，她们曾因收养了数只流浪猫而被房东赶出她们租住的小阁楼。1972年，桑布拉诺的妹妹因患血栓性静脉炎与世长辞，从此她在世间再无亲人。

1984年，大病初愈的白发老人桑布拉诺从日内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西班牙已经完成了民主化过渡，玛丽娅·桑布拉诺的大名早已为西班牙知识界熟知。回国之后，便是演讲、授勋、获奖——包括1988年获得西班牙语世界的最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尽管如此，加上视力逐渐恶化，老太太还在不停地思考、写作，直至1991年辞世。

从桑布拉诺的个人经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西班牙共和国流亡知识分子的群像，也可以看到所有哲学家的精神塑像。一个喜欢做严肃思考的人总是生活在别处，在自发的孤独中探索精神世界的未知领域。流亡本就是哲人的精神生活的象征。在漂泊生活的写作中，如桑布拉诺本人所说，她抓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她用她的写作给流亡赋予了最伟大的哲学意义。

（本文作者现为墨西哥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