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力/文

初读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小说《地道》，震撼了我的不是男主人公把他深爱的女子一刀刀捅死的血腥场面，而是这样一句话：

我一直在理性思考，但是，您设想一下，就像一位船长每时每刻都在精准地判定他所处的方位，沿着极为精确的航线驶向目的地，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您明白吗？

在我看来，这本薄薄的小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这句话是说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听的警语。我们在茫茫大海上乘风破浪，全速前进。空中传来海妖塞壬的歌声，歌词里满是“发展”、“文明”、“自由”之类的美妙词汇，我们心醉神迷，却不知危险已近。

这部小说是1948年在阿根廷面世的。

在文学史教科书上，这部作品被贴上 “心理小说”、“存在主义文学”之类的标签。我一直觉得，当作家和作品被类型化后，其分量和价值也随之降低了。对于平庸的作家和作品来说，这无所谓。但对于萨瓦托，不可以。他很难被归入拉美文学的任何一个“类别”。魔幻现实主义、爆炸文学、后爆炸文学……这些热闹事全没有他的份儿。然而，这位1984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在西语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六十多年前，萨瓦托为了发表这部小说几乎跑遍了阿根廷所有的出版社，得到的答复全是“NO”。当时的一位阿根廷作家嘲讽他，“一个搞物理的人写什么小说呢？”后来在朋友的赞助下，这部中篇小说才得以在《南方》杂志上发表。甫一登出，杂志迅速售空。一年之后，在加缪的鼎力推荐下，该书的法文版在巴黎面世。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名字沉寂数年之后重返法国，这回他的身份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作家了。

1938年，风华正茂的理学博士萨瓦托得到阿根廷科学进步协会提供的奖学金，携妻儿赴法国居里研究所深造。拉丁美洲在自然科学领域鲜有出色成果，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屈指可数，阿根廷科学界的名流们对他寄予厚望。

据萨瓦托在回忆录中说，在巴黎，他白天沉埋在静电和试管之间，晚上则光顾酒吧，跟一帮疯疯癫癫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混在一起。他承认，他的精神具有一种钟摆性质，总是在两极之间摇摆：明亮与晦涩，秩序和混乱，冷静与狂热，数理和文艺……量子力学和超现实主义，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理科和文科的极致，在这个阿根廷青年物理学家的脑中，它们能和谐吗？

在一些天才的大脑里，数理与文艺是可以水乳交融的，比如爱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精通诗词曲赋的科学大家顾毓秀。科学与艺术都讲求规律，都能让人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宁静。但是，此二者同样可以让人不安。当科学在运用中爆发出骇人的威力、制造出末世般的景象时，当艺术创作触动了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而在内心的后院燃起熊熊大火时，人会为自己的创造物颤栗发抖。萨瓦托还没有预见到物理学在几年之后创造出的蘑菇云，他只是被诺瓦利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震撼，与超现实主义者一同体验意识深处的奥妙。

在向科学的高峰攀登时，这位青年物理学家遇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每进一步，他就越发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他认为他的灵魂深处总有一些晦暗的东西，需要通过写作来排遣。他进而意识到，写作才是他内心真正的“召唤”。

1939年，当火药味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时，萨瓦托转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在一本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宇宙射线的论文后，他越发为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感到痛苦。一年之后，他回到了阿根廷。为了不伤害阿根廷科学界的感情，他回到母校教书，给研究生讲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三年后，他与科学彻底分手。

今天的人生规划励志书可以轻飘飘地向年轻人叫喊：“听从你内心的召唤吧！”事实上，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下，将内心冲动转正为终生事业，是需要怎样地承受身边人投来的目光噢。萨瓦托幸运地娶到了一位理解他的妻子。玛蒂尔德对夫君说，你就该在直觉的指引下勇敢地走下去！丈夫的决定使得全家失去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她也从没有因此埋怨过他。而萨瓦托的朋友们则反应激烈。爱因斯坦的门生贝克博士在给萨瓦托的信中哀叹：“我们失去了一位曾经被十分看好的物理学家。”曾主持青年科学家奖学金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胡萨伊博士自此与萨瓦托形同路人。更有国内同行认为，萨瓦托弃理转文，是阿根廷乃至南美洲的耻辱，让外人更加觉得南美人懒惰散漫，不思进取，只会夸夸其谈……

为了不背叛自己的内心，萨瓦托做了理科的叛徒，在一些人眼里更成了祖国人民的叛徒。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萨瓦托与家人离开繁华首都，遁入阿根廷内陆的山间，在一个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有窗户没玻璃的老屋里安身。冬夜，气温能降到零下十四摄氏度。然而在这荒山野岭间，萨瓦托终于能尽情地作一番思想遨游。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萨瓦托为了一家的生计不得不靠教课和翻译糊口，后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谋得一份差事，重返法国。在战后的巴黎，他的精神危机卷土重来。此时他开始创作那本让人读了心情特沉重的小说《地道》。

萨瓦托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内陆隐居期间，有一天下午，他碰到一位来山区帮助穷苦病人的年轻医生。那个青年正满怀理想行进在南美大陆长征途上。他也是个为了不背叛自己的内心而背叛了理科专业的阿根廷人。和萨瓦托一样，他也叫埃内斯托，后面的名字是切·格瓦拉。

萨瓦托没有辜负阿根廷人民。他用他的文字在阿根廷文学的崇山峻岭间筑起了又一座高峰。从精深的数理世界里出来，他比其他作家更能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理性发展至极致的危机。他审慎地观察着这个看上去越来越完美的世界，痛感于人性与文明的剥离，对人类社会、当代文化的批判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下流出。他在1951年发表的著作《人与零部件》透视西方文明，精准地预言了多年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他在名文《人的自动化》中断言，从十八世纪开始，科学逐渐成为了新的迷信，而在今天，最狂热地捍卫科学的人，往往是对科学了解得最少的人。作为理科的叛徒，他自然有资格这么说。

1911年出生的埃内斯托·萨瓦托目前仍健在。因为视力退化，很多时候他不得不搁下文笔，更多去从事绘画创作。从物理学到文学再到绘画，萨瓦托选择了越来越不那么“精准”的表达，而他也终于从物理学领域跨入更为幽深高远的境地，站在时代的船头观察人类的航向。当然，我无意贬损自然科学的非凡价值，也不想特意拔高文艺创作在人类文明中占据的地位。无论如何，从名人的精神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投身于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地需要勇气、信心和激情。

（本文作者现为墨西哥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