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文

《国家记忆》这部书里的每一幅图文本来已令人震撼，第386页的那幅照片（见右图）依然让我惊讶莫名——

标着“战区11号（中国），飞机类”识别码的文字下是这样的记载：

中国的机队里——与它们在中国天空飞行的姊妹机队相比——出现了陌生的面孔，这些直升机是转运伤员飞行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能够去到标准飞机无法到达的区域执行飞行任务。这些最新分派到14航空大队司令部的直升机由一个专门执行紧急任务的小队掌管，由于它具有灵敏、锐利、垂直起降的特点，且能够在条件极端的山区降落，因此，通常一小块空地就可以用来做 “机场”。由理查德·特瑞伯（RichadeWTeriber）上校领导的空中搜救部，装备了医疗急救物品器械，能够迅速地接近受伤生病的官兵们。

这幅注明1945年6月22日拍摄的图片上，三架涂装着美国军徽的R-4直升机正停在有三顶帐篷矗立的丘陵空地上。此前的众多信息都表示，直升机在战场上最早使用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场，其中包括1950年9月的一次机降作战。眼前的这张照片绝无争议地把这段历史提前了五年。

这部图文书的编选者之一章东磐先生写道：多年前在寻访滇西抗战史的时候，就有老者说到美军用直升机运送战亡遗骸，当时访者不动声色地“否决”了这个细节。直到看到这张照片才恍然大悟，“当初在村子里连笔记都没有详细做是何等愚蠢！”

我看一部书的价值在意三个东西：信息量、思想性和文本特征，同是明史，吴晗的《朱元璋传》专于前者，十年砍柴的《明朝那些事儿》彰于后者，而吴思的《血酬定律》显然是发人之所未见。《国家记忆》属于信息量与文本特征都好的那种。

关于文本，瞩意于历史的许多著作都继承了中国人以书证史的学术传统。近百年来，考古学勃兴，以器物证史的，也有许多经典著作。近年来，以图像（摄影、地图等）证史的书引人瞩目，在于其实际上开辟了一条研究和证实历史细部构成的新路。当那个叫做“历史”的东西以一种可以观瞻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领会了“抗日战争”并不一定是电影《地道战》里的那种图景；而“文化大革命”的荒诞也在于彼时人物行为的荒诞。

至于信息量，这部书对关注滇西抗战乃至中、美军共同作战史研究的读者无异于一场视觉盛宴了。此前我曾关注一张老地图的作者弗兰克·多恩,以后我发现他是史迪威的副官，是松山战役中美军顾问团的团长，后来我见到了他在战场上的图像。这部书里，更发现了这张编号196024的照片的拍摄日期，1944年8月23日，拍摄者是美军通信兵的战场记者。

严肃的历史研究基于信息的精确，含混的历史述说就会带来认知的麻烦。比如人尽皆知的“飞虎队”，在今天含混的文字表达中被称作“飞虎队”成员的有若干个番号的老兵：其中飞战斗机的有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中美联合航空联队。飞运输机的有中国航空公司、美国陆军空运指挥部、兵员及战时特种运输中队。还有台湾空军第401联队因为前身曾隶属战时的中美联队，也以“飞虎队”自诩。

我注意到这部书中，凡涉及番号的，均简明。如上图中的直升机部队，明确其属于14航空队司令部的紧急分队。书中涉及“飞虎队”的图文，则除援华志愿队以外，有标明“14航空队”及其“第23战斗机大队”。

1941年12月，刚刚来昆明驻扎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飞机涂装是在机首的鲨鱼图案。内地人不认得鲨鱼，19日，首次在昆明上空对来袭日机作战取得胜利后，昆明的一家报纸使用“飞老虎”一词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的中国翻译将其翻译为“FlyingTiger”,陈纳德觉得很好，于是就有了“飞虎队”这个名称。1941年4月，退役上校陈纳德组建援华志愿队的时候，日美之间还未开战，但是到志愿飞机队来华的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人来华参战已无外交禁忌，次年7月，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国特遣队及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重新进入现役，授衔准将，一年后升为中将，14航空队的第23战斗机大队继续沿用“飞虎队”的名称。几十年以后，美国空军抗战时来华作战的事情日隆，相关部队都被笼统地称为“飞虎队”了。这个混乱带来的麻烦是，以志愿队老兵组成的飞虎协会与14航空队老兵组成的14航空队协会为了“飞虎队”的名称在美国法庭上有过争辩，结果是两个协会后来各办各的年会。

我倒腾这些琐事是说那个叫作“历史”的东西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国家记忆》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许多细节，而且是70年前的原始记录。我一页一页拿着放大镜仔细读它，深感这500幅照片中还有许多视觉信息值得反复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