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智/文

12月1日晚差10分6点，岳母逝世，第二天上午我赶赴成都奔丧。

10年前，岳母出现帕金森综合征病症，10年来，病情缓慢而无情地加重，渐至不良于行、卧床不起，终于不治。岳父岳母一生恩爱，岳父从不让岳母做太多家务，结婚半个多世纪，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岳母患病之后，家人悉心照料，未曾有一刻懈怠、厌烦。岳母逝世前半月，妻子回成都照料母亲，定好机票准备返京的前两天，岳母陷入昏迷状态，不再认人，从此再未醒来。

没有遗憾的漫长告别，一辈子的和谐相守，减淡了丧礼的悲伤气氛。停灵的三日，直至火化，妻子、妻姐及亲友，有轻轻的啜泣，但无撕心裂肺的哭喊。已是“80后”的岳父，开始乐天地向家人宣告，家庭从此进入“后徐登秀（岳母名）时代”，并一一给老友打电话，叮嘱大家“好好活”。

岳母火化后，在我提议下，与妻子去了趟久违了十余年的杜甫草堂。记者证在这里不好使，在四川其他的一些著名景点，如青城山、都江堰，则可凭记者证免费游览。而杜甫草堂不行。妻子说，在杜甫这个大记者面前，我们这些小记者不受待见了。是呀，老杜真堪称是一个一流的大记者。他的 “三别”等诗篇，不就是极好的民生报道吗？他的一些直刺皇帝军国之策失误的讽喻诗，更是“跨省”时代的P民们不敢想象的时政题材。

来成都前，我将正在看的 《巨流河》带在身上，利用守夜的时间，读完泰半，回京之前，看完了全部。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也是回肠荡气之书。作者齐邦媛，84岁，台湾深受尊敬的学者、教育家。其父齐世英，辽宁铁岭人，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先后留日、留德，九一八之后，入关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同时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国民党溃败，齐世英流亡台湾，不久因开罪最高领袖而被开除党籍，但仍为台湾的民主宪政不息抗争。他的访谈录作者林忠胜这样描述齐世英：“先生英毅挺拔，气宇轩昂，举止温文，谈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风。”看书中照片中的齐世英，那种英俊、洁净和坚毅，令人动容。

“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大地疮痍满目”（王德威先生评 《巨流河》语），而苦难最终由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构成。齐邦媛从小身经国难，沿着侵略者铁蹄的指向，一路漂泊，跟随父亲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湖南，再经广西到四川，最终托命台岛，将大半生的家国情怀落实在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上。她是最早最系统地把台湾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人，也是台湾中小学教材去政治化向人文回归的重要主持者，她培养出的学生则多成为台湾学界、政界的栋梁。

在人生的暮年，齐邦媛先生内心的一角，始终珍藏着一个少年的形象。他叫张大飞，父亲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与齐邦媛先生的哥哥齐振飞是至交，齐邦媛先生的母亲待之如己出。张大飞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七七事变他加入国民政府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是明确地走向死亡的，因为战友们都已相继阵亡，他知道该轮到自己了。升空前，他将数年来齐邦媛写给他的所有信件托人寄还给齐邦媛，留下祝福之语，然后义无反顾地迎向死神。

对于张大飞，王德威先生有真挚的评论：“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爽，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地分析又分析张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也许，对于此岸而言，更艰难的，首先是对历史坦荡而诚实的叙述。

在成都，合上《巨流河》的最后一页，那陨落于国难烽火中的青春身影，伴随一种类似乡愁的情绪，在脑海中久久盘桓。感谢齐先生，感谢这本记忆之书，为我们打捞了我国族如许丰美如许高贵的历史记忆，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不苟且有远见的中国人。在组织前线浴血抗战的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大后方的学校要弦歌不辍，学问不止，舞照跳，歌照唱，以示我国族不屈之意志。正是这种不辍弦歌的精神，才造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也让齐邦媛先生于连天烽火中，从朱光潜、吴宓等良师那里打下了一生的学术功底，同时也给予了她以苦难中的人生欢愉。今日，面对历史上的这份高贵遗产，任何有意的遮蔽与歪曲，都显得邪恶而下作。

“杯具”的是，苦难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似乎分外具有粘性。大陆改革开放后，齐邦媛先生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与昔日同学聚首，泪眼与歌声中，难掩凄怆的事实：她那些当年无比优秀的同窗，无论当时政治立场激进还是保守，是左还是右，在被宣布“站起来了”的这片土地上，竟纷纷沉沦。连绵不断的斗争，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也断送了成就事业的可能。

而我的岳父岳母，苦难尤深。城楼上“站起来了”的声音犹在回荡，他们的父亲竟先后倒下。岳父的父亲，公开身份是内蒙林河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但其实早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人，1951年的镇反中被作为反革命而被枪毙，直到近年才获得平反；岳母的父亲，是四川彭县富商，也于同年以“倒卖军棉”的罪名被枪毙。

“革命噬子”的铁血逻辑无情地扫荡着革命自己的儿女。岳父，这个高中二年级即告别傅作义将军兴办的优质学校，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1949年，作为解放军战士入川，两年后，父亲被镇压，他自己，则一直作为“特嫌”而被控制使用。

当然，我的妻子永远无缘见到自己的祖父与外公一面。但她见过42岁即被错杀的祖父的照片，她说，那是一个英俊的男人。

可叹的是，今天看来，无量的血泪换来的进步相当有限。在这块土地上，对权力的精心呵护依然是主旋律。而七十多年前，当齐世英在强敌侵凌之下，率领逃难的中山学校学生行进在崇山峻岭中，看到自己的儿子齐振飞坐在仅有的汽车上时，立即严厉地喝令其下来步行，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应该比别人享有特权。

我们真的进步了吗？不要怪韩寒说：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智商与广大官员日益下降的道德水准之间的矛盾。

幸好，岳父岳母有相互扶持的一生。这遮挡了政治的横暴，也在人生最后的告别到来时，能让人有罕见的平静与豁达。

岳母徐登秀，享年77岁。生前为中医，勤勉认真一世，深受患者尊敬。葬于成都附近丈夫十年前为二人选定的宝光塔陵。愿她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