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

作为一名在中国投资银行界工作了近20年的人士，在我眼中，中国的社会及经济变化可谓一日千里。

2010年，中国市场急速变化，经济环境变化之快，政策一时之间也难以跟上，必须一路走，一路试。要准确预测10年、甚至是2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殊非易事。虽然目前中国面临阻碍发展的问题，但不到20年后的2029年，中国就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系。这一发展进程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我虽在香港出生，但投资银行事业的发展一直和内地紧扣在一起。2005年我获得两个特别的委任，一是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教授，紧接着成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局成员。这两项委任使我的视野可以突破传统投资银行的框框，中立地从学者和企业的角度去了解和分析不同的事情。

我第一次回到内地是在 1980 年，当年还是小学生的我陪同家人到广东省偏远的客家人山区探望祖母。当时记忆犹深，一过罗湖桥到达深圳，四围杂草丛生，颇为荒芜。然后长途跋涉，包车在黄尘飞扬凹凸不平的泥路上颠簸前进，好不容易才到达父亲的出生地。虽然山清水秀，但环境极为落后，国营经济和思维笼罩整个社会。

时隔两年后， 1982 年我和家人乘火车到北京旅游，先坐船到达广州。当时所见，广州已颇具规模，酒店内正举行联欢会，红男绿女十分新潮。我们乘搭的火车经过粤北、长沙、武汉、南昌、郑州、石家庄到达北京。沿途所见，繁华程度相差颇为悬殊。

从此，我就很留意中国内地的变化。1993 年我再一次到北京，不过这次是处理内地第一批赴港上市的国企 H 股。我当时参与了第一家北京国企境外上市的项目。过去近17 年的投资银行工作生涯，我到访过内地很多省市，会见过不少官商巨贾，也乐与各种人物交往，处理过众多不同类型的项目。期间有苦有乐，并结交和认识了不少朋友，了解到内地经济变化的趋势和行业的转变，还有一些特别的经济现象，这些都启发了我对未来投资趋势的思考。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所接触的内地官员和企业老板，大多数是年纪稍长、衣着较为守旧的干部式官员。现在，我所接触的不少内地企业领导比我还年轻许多，谈吐举止国际化，变化非常惊人。这是我在刚接触中国融资项目时没有预料到的。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昔日的弱国成为了当今的强国，中国崛起已成事实。有了硬实力撑腰，国情也出现了变化。不过，世界总是现实的，在经过金融海啸后，如何发展经济、保持竞争力，成为各国的重要国策议题。

无论是在2010年或是2011年，我们还是需要面对很多难题：如何处理资产泡沫、如何约束过剩的资金流动性等等，这些问题的确十分困难。资金的走势和投资市场的情绪对资本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一年，把资本市场价格推高的是热钱。

热钱进入市场往往都是打着投资资金的旗号，冲向经济的热点，但这些为投机而来的资金都会毫不留情地推高资产价格。股市、楼市、艺术品等领域都会盛况空前。

盛宴过后，热钱都会选择离场，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价格的暴挫，如果遇上金融大鳄兴风作浪，金融海啸更会引发经济衰退。在全球化的年代，评估未来通胀问题是离不开全球视野的。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化的影响导致发达经济体系的刺激政策短期内失灵，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成功启动发达经济体系内部的投资和消费，而利率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却诱使发达经济体系过剩的资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ＦＤＩ）和国际间接投资的渠道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刺激这些地区的通胀率先回升。

与此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系的产能依然是供过于求，通胀的压力暂时未能显现出来，这种特殊情况导致短期内全球各国通胀出现了“脱勾”的怪异现象。全球化的大趋势是不会逆转的，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最终会透过贸易、投资等渠道传导回至发达国家。最终，全球的通胀率将重新回归到同步的情况。

一旦环球资金流向因发达国家收紧资金流动性而出现逆转，这肯定会给新兴经济体系的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如何未雨绸缪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点。

温天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