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妮-玛丽亚，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2010年已近尾声。承蒙你问及过去一年内的成绩和未来的祈愿，作答如下。今年虽说未能像过去三年那样，有机会造访你的国度法兰西，仍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对我来说，今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以下两件事。其一，出版了三本书：三联版的童年自传《小回忆》，北大版的人文随笔集《在耳朵的悬崖上》，还有土耳其语版的诗集《幽居之歌》（伊斯坦布尔，艺术出版社）。其二，秋天应邀造访了德国哥廷根大学，那是数学王子高斯和他的天才弟子黎曼所在的地方，到了20世纪，希尔伯特在那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哥廷根数学学派；此外，哥廷根也是大物理学家的聚集地和量子力学的诞生地。

可是，自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害犹太人、德国战败以来，哥廷根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过去36年内，德国这个曾经的数学王国居然无人赢得一枚菲尔茨奖，而德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却已重新崛起。德国人在反思，中国人也应该反思。比如，为何曾经的诗歌王国，如今每当诗歌或诗人成为一个新闻热点，必定是一桩丑事？

另一方面，即便在抗日战争那个最残酷的岁月里，我们也培养出华罗庚、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他们中的一位就读于你曾经执教的浙江大学），而如今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下的教育制度却遭受普遍质疑，并因此有了所谓的“钱学森之问”。

如同你问及的，我的孪生女儿已升初二，学习负担日益堪忧。个人以为，在暂时无法取消高考的情况下，可以做些循序渐进的工作，高考改革应与各级学校改革、教师水平提高和国家政治改革同步。

首先,基础教育阶段,学校需要大幅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除了期中和期末检测,中小学应取消所有的单元考试,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中考可以率先取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要统筹再分配教师资源。可以学NBA选秀的做法,即让上赛季排名最差的球队首先有机会挑选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国家要把最好的教师放到最差的公办学校,以此来保持平衡,抵制择校。当然，优秀教师的待遇要得到全方位的保证。
在大学层面,则要把握宽进严出的准则,实际操作的方式是，按照学校的层次实行不同比例的毕业淘汰率。这样能促使学生改变“进了大学，万事大吉”的观念,在大学真正学点知识,而那些没有真本事的学生,也不敢通过各种很水的加分或关系到顶尖学校做南郭先生。

再回到秋天的欧洲之行，告别哥廷根之后，法兰克福书展开始之前，有半个月左右的空隙，我借机飞抵乌克兰，在国立哈尔科夫大学访问。从中我体会到手持中国护照公民的签证难度，甚至超过了上个世纪后期。我希望，外交部和对外使领馆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使得中国公民能有更多的免签或落地签证的国家。我期待着有一天，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自由自在去世界各国漫游，利用寒暑假甚或休学，不用花大钱去国外留学，与同龄的其他孩子在生活经历上也不至于脱节。

希望这些不是空想。顺祝

圣诞快乐！

你的朋友

蔡天新

注：安妮-玛丽亚：法国诗人，文学博士，也是作者的法文是个翻译。曾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浙江大学，现退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