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北京：
十年前此时，在欧洲和美国，人们为千年虫问题会否引发世界混乱崩溃而担忧。那时我们更关注的是为何计算机语言中一个小小的数字差错就能搅乱人心，颠覆世界。对此我们所知甚少——而新千年本身亦非一件那么巨大的事情。然而，新千年带来了另一个变化：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现，一个我们已熟知百年的旧权力结构的崩溃，一个即将出现的由全球化内爆促成的，起初缓慢，接之迅猛，势如破竹般的引力中心：中国。毫无察觉中，我个人的生活也顺应了这一现在看来十分明显的历史潮流……
美国世贸双子塔 —— 一个我旅居纽约时曾长呆的地方，一个几乎神奇地象征着这个城市的力量和地位、甚至其奥秘的焦点，它的倒塌开始了一个新篇章：这是二元对立以一种痛苦的，骇人眼目的方式将其失败呈现出来的后果。一个明显没有其他选择（除却资本主义）的世界只遗留下一个选择：内部自我消解。
它让我从做什么、思考什么、如何工作这些方面探询另外一种方式的重要性；它让我探寻是否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建筑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们能否再重新想象一个世界。而另外一个世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恰好是十年后，恰好是在我第一次探寻其文化和差异后的十年后：中国。
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源自好奇（大约二十年前，我曾游历中国三个半月，被一种发现所驱动——我实际上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作为一名西方人，在那个中国还没进入“国际版图”的年代，除了亲走一遭，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了解这个国家），而第二次接触（十年前，对我而言是生活的转折）却是一个巨大的决策/另外一种方式的呈现。
几乎是同时，我们被邀参加两个竞赛项目：重新设计曼哈顿世贸遗址(Ground Zero) 和设计中央电视台新台址。我们选择了后者。
应邀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设计新台址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应邀大胆想象中国的未来——一种新架构的未来，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视野。它不仅是如何设计新建筑的问题，也是一个电视台，一个媒体组织，也许可能是一个合作型企业可以怎样运作的问题。此次竞争 ——绝无巧合——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框架内发生：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已经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中国终于踏入了世界舞台，她需要一个符合其将来角色以及贡献的新象征。
从那时至今，转眼十年将过。中国庞大的工作力量，客户对远景的专注，加上建筑师们不间断的付出和对建筑的想象，大楼拔地而起。它是建筑史上最大的合作工程之一 —— 四百名设计师和工程师鼎力合作，人员横跨三大洲，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投入。它可以被视为一个中西合璧的典型之作。与此同时，它又宣告了一种新的组织架构逻辑，一种新的协作方式，一种新的公众介入模式；它不单是一个物体或一种框架，而且为一种新的集体协作开拓了领域，为人们在此工作和互动中提供另一种方式，为如何改变建筑中天然带有的等级观念提供了另一种方式。这也是摩天大楼的另一种方式：垂直向天，高耸入云不是它要彰显的，而是从半空中折回自身，形成一个自我连接，一个无始无终的系统，一个无底无顶的形象。它的外观没有所谓的非凡意义，也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主题，但是它探讨了外形和内容的复杂性。它挑战旁观者的视觉经验，与城市周边环境展开对话。
CCTV新址近来的波折也许给它的雄心壮志和光明前景暂时蒙上了一层阴影；突发事件也许暂时影响人们对它的感知；有时变化和进步似乎比最初的预期要慢。但我衷心希望在新的十年中不仅仅只是看到大楼宣告完成，而且它预示和代表的象征性可以得到人们的接受和理解——梦想可以变成现实；建筑有时可以从自身的束缚中解脱开来；一个在进步和更新过程中的社会可以改变自身的观念，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经常地，而且愈演愈烈，建筑宿命般地被打上了“标志性”的烙印，对建筑的解读也仅仅限于建筑的外观，并没有认真解读其内涵，深入探究其意义。我希望未来的十年里这种肤浅的认知会被改变，对建筑和社会方面的质疑更从实质出发，就如挑战社会现状一样。
搬到中国生活6年多后，我决定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继续我对中国的承诺。多年前，中央电视台项目给了我这个契机，作为主管合伙人和主建筑师到北京主持设计和督导项目进展，那时我感觉中国不仅只是提供了一个建造非凡建筑作品的时机，对我而言更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新起点，不只是身临其中，而是变成它的一部分，不只是在此工作和设计，还要受其激发和影响。随着新事务所的成立，我们已在中国各地开展建筑设计，我们志在开拓一种新的建筑形态——以北京为基地拓展至亚洲其他国家。我们期待在未来能扭转由西向东输入设计的旧模式，我们会尝试成为东方新崛起的一代的一分子，将设计和知识输入西方。我们期待着能把在这里积累的经验输回欧美，检验一下以前的旧模式是否可以从迅速发展的亚洲和中国借鉴些什么。但我们最期待的是更深地介入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看看我们能为她做什么，从中学到什么，能为这个极具吸引力，前景迷人的国家贡献些什么。
奥雷·舍人（Ole Scheeren）
翻译：欧强（奥雷·舍人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