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素描像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晶 自1977年发表《击壤歌》至今，台湾作家朱天心已经写作了33年。
胡兰成曾赞叹：“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对于旧作的荣耀，朱天心并不以为意。她一直试图维护青春时代的理想，不甘心附庸潮流做个畅销作家，“写作的价值观，我从未改变”。
和风温润的早晨，朱天心身着一件红色上衣，雀跃着出现在我们面前。前天晚上，她和丈夫唐诺刚刚抵达北京，脸颊因莫名的过敏略显红润，“也不敢吃药，担心会困”。
温和示人的朱天心说话徐徐不疾，对摄影师提出的各种要求小心配合。她讲话不渲染，无机心，迟疑的时候，会看看坐在旁边的先生唐诺，“是这样吧？”
经历过政党轮替以及两岸社会氛围的悄然转化，不知不觉，朱天心已经写作了33年，从文化繁荣的上世纪70年代写到寂寞的90年代，直至萧条的现在。她最近的一本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距上部正式出版的小说已近10年。
“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这一次，朱天心条分缕析、不复其烦地一遍遍反刍中年女子失落的情感和情欲，甚至给出不无极端的结局——女主角在和丈夫重赴蜜月之地时，因无法接受今昔情感的巨大落差，将丈夫推入了河中。
这部原本写给这些“四年级女生”（在台湾指50岁左右的女人）的小说出炉后，出乎朱天心意料的是，比她年长的男人们也成为了读者，“甚至告诉我，不要等太太们推，我们结伴优雅地自行了断吧”。唐诺在一旁插道，“以张大春为首”。
这当然都是朋友间打趣的玩笑话，但在这部无涉政治的作品中，朱天心保有了惯常的锐利，直指现实中人们试图回避的迟暮凄惶。有人甚至以此问她，那您和唐诺先生呢，会不会也有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她浅浅一笑，“恰好相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依然爱他，却越来越喜欢他”。
最近两年她身体状况不好，有气喘，有几次情况危急还送进了医院。“像是听到秒针声音”的朱天心开始思考什么是无可回避、不得不写的“大题材”。她希望借内心中未曾泯灭的愤怒，将台湾五十年来的政治世相行之于笔端。这是朱天心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她温润、沉着、优雅，而内心深处则尖锐、率直，不吐不快。字如其人，她为记者签名的落款，刚毅、虬劲，落笔时甩放自如，气势昂劲，不似女子笔迹，难怪阿城也曾说“天心是阳气的”。
朱天心的家世是媒体熟谙的桥段。阿城曾形容，朱门一家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都是仅见的。父亲朱西宁著作颇丰，语言好，母亲是日本小说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先生唐诺（谢才俊）是犀利的文学评论家。在这种气场中，难怪天心的女儿萌萌都开始提笔，一口气写了上百万字的玄幻小说。
所有经历中最传奇的一笔，自然是她与姐姐朱天文，曾双双成为胡兰成的入室弟子。危机四伏的时候，父亲因为对胡照顾有加也受到牵连。“《印刻文学》今年会出版‘胡兰成’专辑，当时对我的感觉像是黎明前的风暴”。
“深情在眉，孤意在睫”，这是姐姐朱天文对她的评价；故知阿城则形容她“有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一种强悍的敏感”。多年来，朱天心保持着战士一样的呐喊姿态——她曾于1992年参与“中华社会民主党”，后积极介入“倒扁运动”，近两年则与姐姐致力于流浪动物保护。有文学评论者指出，作家朱天心背后，是一个更强烈的公民朱天心。
访谈
EEO：《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在台湾的反响如何？
朱天心：这本书本来想写给我们这代女生。没想到有两类人被流弹泼及。其一是更老一代的男生们反应激烈，尤其那些平时认为对女生很了解的男人，意外发现面对共同步入暮年的枕边人，几乎有“不在场”的感觉。另一群读者是30多岁的女人，很多不过结婚几年，讲起来眼泪汪汪。让我吃惊的是，爱情的赏味期真的这么短吗？现实中她们结婚不到10年，就面临十几年后书中女生的处境。
我们这代人的反应是，你把我们想得太不堪了吧，尤其描述的身材变化。我认为，首先先要对自己这一代逼视和残忍。如果对自己很宽厚不够勇敢的话，去对下代人说动说西，缺乏正当性。
EEO：这部作品距您上部小说有10年的时间，这是出于你对写作的敬畏和克制，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朱天心：你提到的两个词都对，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吧。就像我很喜欢的作家，如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每隔一两年拿起来重读，都像小孩子含奶嘴不舍得放掉。我也希望他再写类似题材，但那不是自我重复吗？你看到他一直在往前走。自我重复可能对一些人是很重要的选择，但对于我，只要我意识到这个题材处理过，尽管当时的年龄去谈并不完善，就不会想再碰。这就有点像是砌墙角，能写的东西越来越少。
EEO：最终选择了对“中年女子的情感”这样的题材下笔。是什么触动了你？
朱天心：夹杂很多因素。在你回顾十年、二十年前的自己时，你会觉得某些时刻是注定要发生的。台北女中毕业30年有个重聚会，大家都是女强人，结婚与否都自信满满。我是不爱讲话的人，就观察别人，那些看上去什么都有了的人还会惶神（出神），这就像个谜一样。我好几年都在想这个事，一些生命经历可以给我解谜的资料。加上很想给自己放个假，玩玩小说，想了解这些什么都有的人，在面临何等困境。就像做实验一样，把两个人放进箱子，定好各种条件，看看他们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会发生干什么。
EEO：所以这部小说开设了多种结局。
朱天心：换另一个称职的作家，可能能写十几种结局，但是我写了几种就写不下去。或许我还是不能把小说纯当作游戏，玩两下就失掉乐趣了。
EEO：如果这部小说是喘口气，放个假，那对于您来讲，不得不写的“大手笔”会是什么？
朱天心：其实当我写完《荷花》之后，才看到米兰·昆德拉在《相遇》中的一篇短文，《加速前进历史里的爱情》。我一看这个题目，心想幸亏没有先看，否则就写不出来了。他认为，过去的人一生可能只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但现在的人可能经过好几个历史时期。他用了非常戏剧化的表述：历史奔跑逃离人类。人的自信和连贯性会四分五裂，作为小说家，很想写亲密的人近乎被遗忘的故事。
我也有这种感觉。不像下一代，战乱、贫穷对于他们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他甚至可以对此毫无兴趣。像我们这代人在台湾的成长似乎经过好几个历史时期，都感受过战乱和贫穷的尾巴。好比我的父亲到台湾，直接就是战争的结果。我们也经历过台湾和大陆两岸的长期冷战，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化——你所信任的政党，被从神坛上大力拉下来，等你慢慢理解了民主的意义后，所有的神话完全毁灭。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理解这些，但作为一个在场的小说家，不可以对这些视而不见。所谓的大题目，就是想要描述台湾变动最剧烈的这几十年。我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但准备永远都跑在现实之后，原本为小说设计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但现实中的戏剧性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也试过要下笔，但因为没有真正能捕捉到我的企图心，一直还没开始。对我来讲，这个题材没写完，就不能言退休的。
EEO：你第一部作品《击壤歌》，最早得到读者的熟悉和认同，后来也写了很多《古都》、《佛灭》等很多小说，小说和散文在您的创作中分别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朱天心：在台湾，谈任何的散文创作是从来不会点人的名字的。小说还是辨识的重要依据。但是当我被评论的时候，最被诟病的就是，“你的小说太不像小说，像散文”。我常常像个蝙蝠一样，既非禽类，也非兽类。但这些对我丝毫不构成困扰。我在下笔时很清楚，散文不可以有一字一句的虚构，当希望享受任何虚构特权的时候，就是小说，不管小说是不是第一人称，里面的人物是否和自己很接近，甚至于会引起误会说这是散文等等。
EEO：不久前，赖声川导演的《宝岛一村》在大陆反响强烈，您也写过《想念眷村的兄弟们》。在媒体上看到，你认为赖声川塑造的眷村有适度美化的嫌疑。
朱天心：其实我一直没看过这部戏。但听过很多关心眷村议题甚至是眷村的人的反应——他们认为“太轻松了”，某些沉重和严肃的问题，这部戏没有触到。在台湾这些年，眷村似乎不愿意被谈到，像是不存在一样。眷村长期被忽略有其历史背景，台湾多年来政治斗争，眷村一开始等同于国民党，失势后又认同为中国大陆。最厉害时会争论“如果两岸打起来，你会倒下哪边”，眷村人的忠诚度时时是被质疑的。所以眷村人大部分时刻都不要露头，让人家辨识出你的身份。甚至告诉下一代，省籍填台北吧，不要填山东等等。你不想讲这代的故事，也不想告诉下一代，当场就绝种了。
政治斗争中的其他政党，过去也一直把外省人看作“铁票”，任何投票眷村人定会投给国民党。所以很多政治斗争也把眷村看作“假想敌”和“替罪羊”，根本不可能了解它，只是会妖魔化和污名化。本身的人不愿谈，外部的人污名化，眷村人于是很难被辨识。眷村现在可以被谈，因为在政治斗争中是只“被打死的蟑螂”，没有力量、濒临绝种的，可以保护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某方面甚至被当作猎奇、有趣的题材。
但我不会像很多眷村人很义愤，觉得被消费。我并不认为眷村必须是一种谈法，也可以有轻松的谈法，我甚至觉得有人愿意谈就是好事。就像探索频道中的加速镜头，一块沙地，经过暴雨、苔生植物、灌木丛、小动物，出现土壤，种子落地，植物开花，长出大树。不管任何艺术形式表现这个主题，都要经历一个过程。
EEO：你当时写《想念眷村的兄弟们》，在这样一个不被关注的环境中，似乎像是“孤本”。
朱天心：对。李登辉当权时所有政敌都是所谓的“外省人”。他把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但是这个并非收放自如，政治斗争结束后，由于宣传和大力鼓动，使得其他政党也沿用这个方式。外省人在台湾有个阶段处境就被当做替罪羊。
大部分外省人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很多当初是被拉夫入伍，连回家告别都没有，更不知道何时可以回大陆。七八十年代看到的叔叔伯伯，娶的都是智障残疾，不然没有人要嫁给这样一个外省低收入的老兵。穷人跟穷人的后代几乎不能翻身，很多你以为他在含饴弄孙，其实带的是自己的子女。这样的人被理解为国民党的帮凶，我都替他们叫屈，动不动就说外省人要向台湾人道歉，其实是历史欠他们一个道歉。
当时写那篇文章，也无意美化或者神圣化，但忍受不了丑化，想写出真实的处境，最好还他以公道。美化和神话同样是背离真相。我选择的是写出真相，所以很多眷村人看了也不舒服，为什么要对自己人这么残忍，我们应该一致团结对外等等。但我一直认为，你要求对别人真诚，首先要对自己真诚，否则只会加深彼此的误解。当时确实有点孤本的意思。
其实我一直想谈外省人这个话题，等于是率先自破。
外省人分很多种，正如外省人不了解闽南人时，以为都是许文龙或者李登辉。本省也有很多一穷二白的农人阶层。像赖声川或者刘大任这样的文官系统，基本住的是日据时代的文官宿舍，跟台湾社会基本没有隔离，甚至有的人会说台语，会有跟台湾社会接触的经验，很早融入其中。
但眷村并非如此，大概到50年末冷战时期，人们基本上知道回不去了，要替200多万中下将士安置，很多都是在坟墓山旁找地方，盖了大量村子，封闭的军区大院，就像是大陆的缩小版，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其实很欠缺台湾人的经验，非常信任国民党，和国民党绑在一起。到后来台湾民主化后，外省人的精英甚至会嫌恶眷村人，说“你们不要总出头，忠党爱国，要尽早融入台湾社会”。在外省人内部也有分歧，他们对眷村像是对待穷亲戚的感觉。所以我对眷村的抱屈是双重的：一是有意对他们误解或是污名；另外就是同样作为外省人，对它嫌弃。或许要假以时日才会改变吧。
EEO：或许基于这种大的社会变迁或者政治背景，你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担当，这可能和一些作家的理解有差异。比如纳博科夫提出，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朱天心：其实我最喜欢纳博科夫了。我觉得并不冲突。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一天都未从事生产，但社会上依然会给你空间写作，当然前提是你要过简单生活等等，所以你就需要相对负担这种责任。
或许社会进展到写东西也是一种分工，但我一直感觉要有所回馈，有这种负担。你站在不同的位置，需要将看到的风景或是危机展现给别人。包括台湾多次重大政治转变，政治人物操作民粹，类似这样的时刻，我常常不自量力地把危机大声喊出来，“失火了失火了”，不管人家逃不逃得掉。鲁迅对我影响很大，我曾经面临过要不要“呐喊”出来，最终认为要先尽言则，不去评估后果。
EO：人们习惯把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气质有所联系。在你的这些作品中，哪些会有你个人的影子？
朱天心：我可能不想说是哪个人物。我想是贯彻其中的一种愤怒的声音吧。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不管故事以什么面貌出来，我很少耽溺于它本身的技巧，还是觉得有话要说，而且不吐不快。
EO：在写作这些作品中，你觉得自己越来越愤怒，还是越来越平和？
朱天心：我好怕那种愤怒没有了。比如有读者说，“你看上去真和蔼”，这是我最怕听到的话，每个人写作的动力不同，愤怒和不满是我写作的最大来源。
梁文道在《常识》的序中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因为苦难永远比单纯的幸福容易写好。有时环境的变动和改善也会稀释你的愤怒，以前你会追问为什么不这样，后来发现身边你尊重的很多人纷纷妥协、投降、停滞不前，你好像理解了他们的艰难，不再愤怒。
所以我好怕自己成为一个慈眉善目的人。如果有一天愤怒消失了，我可能会做一个快乐的人，但无法再做一个创作者。
EEO：您个人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朱天心：很难讲。因为它们各有意义，就像《方舟上的日子》和《击壤歌》，十几岁时写就，现在看很幼稚。就像看儿时照片，你不会埋怨父母未经同意就拍了你的裸体照，大圆脸，头发没长全，就把它撕毁。每部作品对我都是意义非凡，珍惜的价值多过对它的文学评价。我清晰的记得，每部作品都是当时卯尽全力，对外部环境的认真回应。
EO：在写作这方面，有没有人说过你比较像谁？
朱天心：曾经被王德威偷偷说过，我的刻薄有点像鲁迅。我简直高兴透顶，我不知道大陆谈论鲁迅意味着什么。但在我生命中很长时间，鲁迅一直是很喜欢的作家。
EEO：唐诺说，朱天心的小说中，她一直保留着童稚的声音，这个声音特别年轻。黄锦树教授也评价到，朱天心拿笔如拿刀。您个人比较认可哪种评价？
朱天心：我不觉得冲突。正因为童稚，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对理想和梦想不肯打折，才使得自己像一个不良少年一样，拿把小刀就要行侠仗义。我一直觉得我有很不世故的一面，尽管时间和阅历可以让我不再如此理性地要求别人，但相较于同龄人，我还是会对习以为常的事情激愤。
EEO：您提到很多朋友现在不再写作了。你怎么看待台湾文学的现状？
朱天心：萧条很久了，以前同样一个作家的作品出来，可以卖一两万本，现在2000本就不错了。事情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反而清楚了。有的人知趣离开这行，也不是坏事。反而现在愿意留下来的，很耐得住寂寞。匮乏的自然环境下，存活的物种会有它的生存之道。
台湾的文学读者多是学生，升学压力很重，辨识能力不强。如果在有限的阅读时间，用阅读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心情去阅读一本吴淡如的书，真的好可惜。我只希望从事出版和评论的人，可以把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划清，对很多学生状态想尝试文学阅读的人，会是好事。
EEO：您现在比较喜欢看什么文字呢？
朱天心：再丰富的人到一定年纪生活都会重复和单调。生活中的能量和养分很匮乏，一定要借助于阅读。这三五年我变得很偏食，一拿起书本就觉得铺面而来的小说腔，不像之前十年很饥渴地阅读。
35岁之前，大量阅读是为了和前辈偷学，之后大量阅读是为了告别。这一块谁写得如此之好，想避开，和他们不同；这里有人开垦过，不再跨足，渐渐找出自己的一条路。可能因为和创作的关系，选择会比较艰难。
EEO：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在台北的家？
朱天心：我们小时都住在眷村，一间卧室只能放一个上下铺和一张书桌，姐姐睡上铺，我和妹妹睡下铺。书桌归用功的姐姐用。大概在40年前，父母找了一个靠山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很小很老，小小的院子里埋过历代的猫狗。后来三个人长大、结婚，都没想过要离开，这里有太多记忆，包括隔壁的胡兰成老师，感觉鬼影重重。现在我养了5只狗，18只猫，别要说移民，搬家都不能考虑。猫咪睡沙发，狗狗睡地上，在家里走路和迷宫一样。我女儿盟盟养了蜘蛛，家里还有蜘蛛网。包括大陆亲戚要来，都要打扫好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