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首都北京的“治堵新政”于2010年圣诞节前昭告天下，最牵动老百姓神经的莫过于“限牌令”——一个月只有一次机会被“摇号”，虽说车牌免费，但获得免费车牌的“机会成本”涨了N倍。于是，一种高昂、愤怒却又无奈的声音遍迹网路：治来治去，治都是私家车，70万公车“涛声依旧”…… 

70万俩的数字仅仅是保守估计，有媒体称跑六趟，有四趟是空驶。早在十多年前，国家就开始着手治理公车问题，但效果如泥牛入海，不见踪影。事实上，同样的症结并非当代独有，公车顽疾古而有之，历朝历代都无良方可用。

最早的“公车”

我们现在所惯用的“公车”概念，实指公务用车，也叫“官车”，是服务于“官家”的车辆；而“公车”一词最早的定义，起码在汉代，却与现代大相径庭。

汉代皇帝采取特征与召聘的方式，选拔某些知名度较高的、品学皆优之士，委以政事，或为顾问。这种直接挑选委以责任的制度，被称呼为“征辟制”。被皇帝征召的人，可谓最荣宠的。凡被征召者，有一个专门名称——“征君”。对于被征召者，据名望高低有所区别：对于德高望重的年长学者，多予以特别优待，用“安车蒲轮”迎进朝中；次一等的，则用公车；一般的则自备车驾赴京就职。

我们稍后解释“安车蒲轮”，先看用于迎接次一等“征君”的“公车”。毫无疑问，这种车辆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也用于“公务”，却是为民间知识分子服务的。套用当世的待遇标准，如果“公车”相当于“普桑”，那么“安车蒲轮”就是“奥迪A6”。

所谓“安车”，是与“立车”相对应而言，先秦至汉，车多为“立乘”，就是站在车厢里，而车箱前面那个供人凭倚的横木，叫做“轼”，君王检阅军队，要“轼车”即凭轼致敬，诸位看官请参考开国大典和国庆60周年，主席、总书记检阅三军仪仗队的照片即可。 “安车”为坐乘，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高官告老还乡或征召有重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蒲轮”就是指用蒲草裹轮的车子，转动时震动较小，用经过减震处理的车子迎接“征君”，以示礼敬。

这些“征君”被接到都城长安之后的第一站是哪里？答曰：公车府。《后汉书·丁鸿传》：“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意思是，汉明帝赐给丁鸿衣服和绶带，让他到“公车府”领工资，待遇与博士平级（这里的“博士”可不是“PHD”——博士学位，而是一种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食六百石，与郡丞同级，相当于现在的副地级干部）。唐章怀太子李贤（武则天次子）做注解：“公车，署名。公车所在，因以名。诸待诏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给食焉。”意思是：公车，是政府机构的名字，因为迎接“征君”的“公车”平时都停在那里，所以命名为公车府。那些皇帝的顾问，都在这里随时待命，成了他们上班的单位，所以也从这里领工资。

公车府，不仅仅要给这些皇帝请来的“知识分子”们发工资，他们的本职是皇宫南门——司马门的警卫，是中央保卫局局长（卫尉）的下属机构。此外，公车府还充当中央政府信访办的角色。《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是说，东方朔第一次来长安，就跑到公车府给皇帝写建议书，一写就是三千封。东方朔，搁在现代，俗称“老上访”。

总结一下，“公车”，首先的确是公务用车（马车），其次，它也是中央政府一个部门名称（皇帝的顾问团和中央政府信访办），第三汉以后，公车府逐渐废止，而“公车”一词代指举人入京参加会试。

与“公车”相关，更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近代，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进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公车”堪比乌纱帽

本文真正着墨的“公车”，是帝国政府官员的专用座驾。在中国古代，不同时代，“座驾”表现形式不同，有马车、牛车甚至羊车，有马匹、骡子甚至驴子，也有轿子，轿子也分三六九等。这些个，在帝国董事长——皇帝眼里，是他给予员工薪酬待遇的一部分，在帝国官员看来，这不仅仅是待遇，更是“脸面”，是权力和地位以及荣耀的象征，其重要性堪比头上的乌纱帽。

古代官员的“座驾”由谁提供？从史料中的零星记载看，两汉的办法是二千石（郡太守）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都在受官印后即由国家配给专车。《汉书》记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基层政府的情况，似是各衙署都备有宫车，刘邦当亭长时交的朋友夏候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

但数量有限的官车只能保证机关主官和副手乘用，其他属员若要摆乘车派头就只能自备了。《汉书·蔡义传》记蔡义在大将军幕府供职，同僚都有自备车，惟其“家贫，常步行”，后来“好事者相合为蔡义买犊车，令乘之”。又谢承《后汉书》记，“许处家贫，为督邮（县公安局长），乘牛车，乡人曰‘轺车督邮’”。

南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明文规定高级官员统一配备专车的。隋朝配车的范围有一定程度扩大。

唐宋制度要求百官乘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风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马缰的役卒，因役期已满向他辞别，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谁。等役卒转身离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来，送给他不少钱物。原来此人每天为宰相勒缰控马，王旦只看到其背部，没看清过其面孔，这会儿因其转身离去，又看见为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谁。由这个故事分析，王旦骑的马是公家提供的。《春渚纪闻》里记有一则刘贡父的轶事，说他刚进馆阁任校勘时，因“俸入俭薄，不给桂薪之用”，买一匹骡子代步。

这样看，唐宋的情况与两汉差不多，机关里的公马只能确保主官及其副手骑乘，校勘官是属员，就未必摊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级吏员，倒是有官马供其执行公务时骑乘的，《宋会要辑稿》称：“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意思是，三省的普通办事员（胥吏，非官员身份），年年都有嘉奖、天天有肉食补助，每月薪水也很丰厚，夏天和冬天都有置装费，进进出出乘用公家的马匹。按：两宋的高级吏员，政治和经济待遇上本身就可视同一定品级的官员，何况又供职最高级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级官员有专门配备外，一般官员乃至书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优劣多少的差别，还因供职部门的不同而异。像刘贡父上班的馆阁属于清寒的文教单位，“机关效益”不会好，假使在收入丰厚的三司或保证供给的三省上班，就不至于自己买匹骡子代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