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图：东晋褐色点彩青瓷牛车
公车的“时尚路线”
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汉代官员的座驾基本上都是马车，魏晋南朝的官吏乘车规定基本上沿袭两汉，等级鲜明。较明显的变化是拉车的畜力由马变成了牛。西汉初期有过“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那是因为国力贫困不得而已。迄百石以上官吏都有马车可乘后，牛车便成了平民商贾的代表性交通工具。到后来制度废驰，只要有钱，不论是什么身份，都乘马车，于是贵族士人又以乘牛车彰显身份，这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内容，其道理就像大家都作西装革履装束时，便服布鞋反倒是另一种体面了。
《太平广记》里有则故事，谓东晋名相王导私养小蜜于别馆，“妻曹氏侦知，率婢仆二十余人持刀欲出。（王）导遽命驾，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王导的原配曹氏经过侦查发现了王导小蜜藏身之处，率领武装家奴二十多人，正准备出发。王导马上名人驾好牛车，亲自拿着平时清淡必备工具——麈尾帮着车夫赶车），乃得将小蜜赶快转移。设想当时的情势何等危急，无论怎么说马车总比牛车要跑得快吧？但王宰相依然不肯弃牛用马，其缘故就像当初刘邦被项羽穷追时始终不肯弃车骑马一样，说到底还有一个观念问题——王导驾马就是丢了贵人风范。
沿袭这种时尚积淀成的传统，虽然南朝宋时的法定官员乘行工具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如宋文帝刘义隆（就是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所说的那位，“赢得仓皇北顾”）“好乘羊车”，颜延之“常乘羸牛笨车”（瘦弱的牛，拉笨重的车），沈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帷车”（为何物？史无可考），多认为潇洒得很。
其后牛车正式订入制度，如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皆特加皂轮车，驾牛”（拥有王爵、宰相级别以及战功卓著的人，政府配黑色轮子的车一部，用牛拉））。《颜氏家训·涉务》嘲笑梁朝士大夫博带高冠，出入乘车，尚书郎以上的官员骑马甚至要遭到弹劾。因为京城建康犊车冠盖流行，以至建康令王复竟连马也没见过，偶而看到马便惊骇失色，说这是老虎呀！作者尖锐地抨击这种追慕虚荣、养尊处优的风气，痛感这是萧梁亡国的原因之一。
照《史记.河渠书》上的记载，轿子在先秦时就有，但逐渐流行起来似从南朝开始。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常骑驴代步，有人要送他一顶双人抬的小轿，他发怒说：“奈何以人代畜！”（怎么可以用人代替畜生！）与此观念相照应，北宋始终继承百官乘马的唐制。《云麓漫抄》称，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二月十一日，因下雪地滑，曾特许百官乘车或坐轿上朝，但不得入宫门，俟天晴雪化后，仍依常制。及宋室南渡，由于南方少马，以及京师多用砖石铺地不便乘骑等缘故，轿子始见普及。《容斋五笔》的作者洪迈说他在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任参详官赴贡院时，大家都乘马去，至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主持贡举，“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对此，南宋政府似乎并无明令禁止。民间用花轿迎娶新娘的习俗，也是自南宋起流行起来的。
最终，坐在轿子里的老爷不敌骑在马背上的勇士，南宋的垮台与南朝的灭亡该有一些相似的原因可寻。
古代的“交通管制”与“公车扰民”
在中国古代，道路的使用规则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等级制。历朝历代都规定人们行路时要遵守“贱避贵”的规则。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意思是，不同级别的官员路上相遇，如果级别悬殊，低级别的必须马上“消失”，如果只差一级，须靠边站、“注目礼”，如果品级差别很微小，那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办法让道。清朝规定，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无论多大的官儿，也无论是乘车骑马，还是乘轿，其实生活中给世人印象最恶劣的角色，大多是驭手、轿夫这些长官的“驾驶员”。《晏子春秋》中晏婴的御者驾车时比乘在车上的相国还神气，《后汉书·酷吏列传》中湖阳公主的骖乘（陪乘者）敢与首都市长（洛阳令）叫板，皆为史书中出名的形象。至于明清时官轿舆夫在民众面前气焰熏天的故事，案例汇编、笔记稗官及《图画日报》等时事报道里经常可见。借用邓云乡先生的原话：“他们抬了官街上跑，所过之处的各家商贩都要按月给他们敛钱，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多。要抬着官下乡，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们了。街上哪家商号、摊贩得罪了他们，他抬着轿子，故意撞到你摊子上，不但踢坏你的东西，还要问你一个’冒犯冲撞’的罪。至于抬的是大官，什么钦差等类的官，那轿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骄横的不得了。”（《红楼识小录》）此即狐假虎威之谓。不过神气惯了，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清人笔记载工部尚书王广荫乘轿上朝，行至正阳门，前面有一辆骡车，驭手按缰徐行，正好挡着道。王尚书这一边的“狐爷”不问青红皂白，挥鞭就打，孰知骡车厢里钻出一位戴珊瑚顶的爵爷。吓得王大人忙降舆谢罪，最终以“敬呈药资”二十两白金给对方“疗伤”了结。
历史资料图：唐代皇帝出行仪仗
“公车”顽疾：先紧后松、内紧外松
帝国时代，官员“座驾”——车辆、马匹、舆轿等交通工具的使用有尊卑贵贱之分。彼此间等级的高低和身份的差异是通过所乘交通工具的类型、数量、制造材料及其装饰、颜色、游兆（车上插的旗帜）的差别反映出来的。
如唐朝规定，士庶不得坐轿，只有当朝一品宰相、仆射在身患疾病时才可以坐轿；其余朝官，不论品位高卑，不许坐轿；即使朝廷命官出差途中患病，也必须陈清中书门下及御史台，经批准后才能乘轿。北宋初年，只有个别朝廷重臣经皇帝特许后才能乘轿。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在京四品以下和在外官员只能骑马，不许坐轿。
清初统治集团显然是把晚明官员不分文武率皆坐轿子当作文恬武嬉的败象看的，所以他们对保持满人骑射优势极为重视，特别规定满族在京官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一品文官年老疾病不能乘马者，要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反之，汉人文官皆许乘轿，在京者三品以上许乘四抬大轿，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许乘二抬轿，出京可乘四抬；地方官员中，督抚可乘八抬，司道以下至州县正官、副官等可乘四抬，典史等杂职乘马。如果京官以钦差身份去地方，三品以上享受督抚待遇，四品以下享受司道待遇。
可见拥有实惠的就是地方官员了，此所谓“内紧外松”。
总体上看，历代政府关于官员乘行工具的制度总是在前紧后松的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与此相应，在规格装饰及仪从等差方面的“逾制”“僭越”，也呈现出一种每下愈况的趋向，此所谓“先紧后松”。
比如明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许乘云头（云状的装饰物）青幔的轿子，老疾庶民的轿子平顶皂缦，禁用云头，而且禁止用红漆。但到了晚明连县丞主簿、幕属小官亦“无一骑马者”时，官民的轿制界限自然冲毁，尤其是在奢侈风气上涨的江南，丹漆彩缦、云头饰顶的华轿时常可见，还特意称为“官轿”，孰知京师里的官轿也没有这等气派，而坐在轿厢里的多是"大款"及其眷属，并非现职官员。
晚清的“逾制”比晚明尤甚。清制，三品以上官员许坐“绿呢大轿”，仪从有杏黄伞一把，饰以圆金的青扇两把，旗枪六根，金黄棍两根等；四品以下官员许坐蓝呢大轿，道、府级别可用杏黄伞一把、青扇一把及回避牌、肃静牌各两面等；州县正官和府副长官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到州县副长官这一级，只有蓝伞一把、铜棍两根，教谕、训导等学官则连铜棍亦没有。但是到了清代后期，这些制度无一不被践踏在地。脑满肠肥的“大款”先花钱捐一个道、府级别的四品官衔，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蓝呢官轿了。如果还想过一下官瘾，再花钱运动一个指省候补，又可捐二品顶戴，跟着再换成绿呢大轿，竟可同督抚的乘具媲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