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0 -14：00午宴演说：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雁
主持人：欢迎大家光临《经济观察报》的2010年度观察家的年会的午宴，我们有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雁给我们演讲，有请。

金雁：大家中午好，既然大会组委会给我这么一个题目，我还是尽快把我的内容讲一下.东欧本身是带有一个政治含义，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在下面做一些总结。东欧有一些提法，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越来越模糊，我有时候经常用东欧，觉得东欧概括的国家要更多一些。因为对他们的剧变和转轨给了很多负面评价，我们经常说他们面临是糟政府、烂社会，议会就像马戏场，分企业，卖银行，民族国家企业全卖光。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引用大量的东欧沦陷，东欧遭遇滑铁卢等等。

我在东欧剧变的时候当时在波兰留学，作为现场观察者，我在那里经历了整个东欧剧变和转轨初期，09年的时候金融危机下的东欧我又去那里重新感受下金融危机后的东欧，长期以来20多年对东欧的研究，我对东欧有一些发言权的。他们到底是怎么被看待的，我们现在媒体的报道有没有一些误导，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对乱糟糟的民主跟我们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他们承认议会民主有矛盾，他们也认为议会民主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阳光下比密封好得多，没有共同的平台不知道演义出什么样的罪恶来。朝鲜到是蛮一致，没有哪个东欧人愿意选择这样的一致性，他们认为比起过去那种报喜不报忧，分企业，卖银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只要分得公平，卖的透明，只要得到工会和民主认可，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些反馈到民众身上，所以他们说法认为只要是全民共同参与这种方式是东欧人的一个共识。对于我们常说的转轨之苦，这是一种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原来这些东欧小民族都是在帝国之下，他们不痛的时候我们痛，现在这种状况是我们一些选择。我实际上认为原来那个救世主既不公正，也不平等。在68年的时候每个政治局委员后头都站有一个苏联士兵的时候，整个天鹅绒革命是他们一种选择，非军事化，私有化这是共同选择。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满，是他们非常后悔当年的天鹅绒革命吗？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跟45年的时候比，而是和老欧洲相比，不是和1918年建国之后相比，他们和老欧洲比觉得自己有差异，现在媒体追求轰动效应。现在执政党有的时候为了强调客观困难，也很少说好话。他要觉得我现在执政之所以有一些错误是因为上台留给我的摊子太烂，这种状况下我们到了东欧之后第一个发现这个感觉，庐山之人、山外之人的感觉相差非常大。

东欧人老说我们不习惯任何人被代表，我们有自己的感受，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的这些这些国家、民族他们各自具体条件在转轨的时候不同，路径也不同。如果要说什么不同的话，我想了一项拿出和俄罗斯做比较，可以看出还是有一些共同特点，他们提出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这个力量千万不可忽视，我们总是觉得有了社会共识国家不会乱，民族不会散，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度过去，在波兰物价上涨两位数，在团结工会时期，物价上涨四为数，工人咬牙挺着，这是有共识，需要有大平台，大智慧打造。他们的社会共识两个纬度，一个纬度是回到原来的传统去，他们这个传统并不是指的四五年二战的解放，他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从德国占领者换成苏联占领者，他们是回到1918年，回到第二共和国时期去。

另外这个传统和欧洲的传统对接，因为这些拉丁文化的这些国家远来和欧洲母体有不可割裂的连带关系，只是因为在二战当中，使他们处在苏联体系之下，他们提出这一点就是回到欧洲去，这个当然需要一个智慧团队，同时还是需要有一段整个民族可以认可的历史，或是要有一个道德偶像的人物。这点上东欧这些国家打造都非常的成功，这也是全民族能够拧成一股绳渡过难关。

第三个有共识的地方，他们提出来社会改造，社会建构千万不可忽略。我们总是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因素都忽略了，就是社会建构。社会建构现在来看它是一个国家的整个一种核心的一种东西，有了这个社会建构的话，他就有自我修复功能。我们老说欧洲国家今天罢工，明天游行，实际上在它的社会建构完整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得到很快修复的。再剧变之后这些国家的NGO以几何式上涨，很快改变了不像政党，NGO不像NGO，社会不像社会的三分天下，变成一切都是明确的各有所属。在这种状况下社会承担起他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使这样的话原来的政治、社会、国家一体化变成社会化的国家，从原来的泛政治化，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互动的功能，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第二个共同点。反观俄罗斯觉得俄罗斯第一个社会共识俄罗斯做的比较差，为什么？俄罗斯原来有思想共同体国家，现在出现了一个没有国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被我们称作俄罗斯难题，各派给俄罗斯人要么有欧亚主义，帝国思维，民主，因为都缺乏社会认可度，许多一项坚持下来。到现在俄罗斯都在选择当中，有一种整个社会的焦虑，安全焦虑，人口焦虑，向何处去的焦虑。使得俄罗斯到现在的社会共识仍然在选择当中。从社会建构当中，造成的强国家的思维的社会建构，社会的能动性很差。在1996年的时候叶利钦颁布了社会自治法，缺乏社会共识，这一点到现在收效很少。所以俄罗斯对NGO在04年革命之后，就使得社会和政府形成两种思维，俄罗斯NGO组织主要集中在环保，集中在慈善，还是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他的公信力很差。国家希望他在扶贫慈善方面做工作，又不希望他有横向联系平台，这样的状况只不过是国家机关包装下的资源转换机构，有浓厚的政府选择色彩。

因为官方对他太功利态度，使得社会建构现在仍然缺位的状态。很多俄国人都说如果人们在自主自愿自立状态下，从国家人变成社会人俄国不是这样的状况，对中国有一定的思考意义。

第三点来说就是剧变以后这些人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明的思考。我们小民族是一种普适民族，谈中国模式非常热烈，在那也在问他们怎么看待中国模式。所有跟中国很友好的朋友用非常机制的告诉我们，上帝不会偏袒谁，这已经回答出来了。对东欧整体来说并不富裕，民众满意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却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在物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思考什么是较高生活质量，地球承载不了人类太多物欲要求，同时他们说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禁涉法，人跟动物不同，人要获得有意义、有价值，这就使得人文精神再现，这些东西不是高深道理，是回到自然法理论体系当中来，回到人类自然发展状况上来。

历史已经证明在国家强力的状态下这种现代化是一种失败模式，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模式也将是有缺陷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进行思考，更多的进行人的精神再造。

最后一句话我想用东欧人常说的一句话，东欧人说形容苏联的垮台，他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到的知识可能是人类进步最有效的工具。而现在他们正在从摆脱旧模式痛苦中走向复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