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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香港华娱卫视主持人。再过一年就是我们十周岁生日,十年来《经济观察报》社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资讯和信息,离不开在场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所以首先在这里向现场的朋友们道一声谢谢,谢谢你们。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一段VCR,我们熟知的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报》以独到见解和建设性角度在主流财经媒体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当然这些也离不开我们领导人的默默付出,首先有请《经济观察报》社总编刘坚先生致词,有请。

刘坚: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到现在快7点了,我觉得思想的盛宴是需要体力支撑的,相信大家已经比较辛苦、累了,我就生活一点。今天在座都是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作家、客户、读者,十年来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的报纸走到了今天,第一个我要代表报社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会在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之下做的更加努力,走的更加坚实,去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为这个社会和商业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离中国传统的春节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在这里我也提前代表报社预祝我们的新老朋友事业有成、家庭安康,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刚我们刘先生跟大家讲的生活化一点,接下来我要讲的严肃一点,大家都知道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今年是100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先生,他向我们做一个演讲,题目是《民主共和的理想与武夫治国的结局——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

汪朝光:在座的诸位女士们、先生,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话语作为我的开场白,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现在提一些沉重的话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感谢《经济观察报》,严格说起来历史学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问,经济学、法学等等,所以《经济观察报》主持这样一个晚宴,能请到历史学界人士给大家做报告,也对我们做历史学研究的人或多或少也是鼓舞。

我们做历史研究经常会想到一个以史为鉴,经常会用到中国和日本发生矛盾关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以我个人看来以史为鉴这样的词更应该用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历史、悠久历史,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由历史来观察现在、当下以至于观察未来,历史给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和什么样的启示,这也是我今天到这里给大家报告的初衷。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辛亥革命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多时候都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继承。辛亥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我向大家报告的一个主题。

以我个人观察辛亥革命在政治方面至少给中国带来三个方面变化。第一就是政党政治,来自党派的词不是好词,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打开了一个党派大门,辛亥革命中国民国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大概成立有数百个党派,非常丰富的一个党派政治这么一个世界。这是辛亥革命在政治领域给中国带来第一个变化,也是有积极意义变化。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第二个变化就是责任内阁制,什么是责任内阁制,就是一个政府所做的所有决定需要由内阁总理和部长们共同签字才能付诸实施,这就是责任内阁制。相比中国以往君主专政统治有积极变化。

第三就是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国会制度,中国有国会选举,选举国会议员组成国会来为国家的大事决定的立法机构。

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制度。时间都不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政党政治,虽然说是好几百个党派,这个党派几乎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认同感,党派成员互相对自己的党没有认同,你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党派之间的政治、纲领基本上集中在两条,哪两条,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具体上就政治本身而言,事实上他们之间分歧很小,他们这一党派比一般社会上是什么样的。所以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有几百个党派,基本上跟民众没有建立直接关系,这样也就没有长期的发展。一旦政治环境变化之后,这些党派就如过眼云烟很快消失了。这积极意义的负面表现。

第二就是责任内阁,本来是很好的事情,是可以为确定政治的责任感提供非常好的支柱。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实际党政是袁世凯和北洋军,他们对责任内阁制并不当回事,所以很快责任内阁制所有责任没法承担,只能听从武夫的指令。责任内阁制很快就变得名不副实。

最后说到国会制度,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有过一次国会选举,但是国会选举虽然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但是国会选举要求非常苛刻,比如说所有女性都不能参加选举,中国人口一半就没有选举权。所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人不能参加选举,当时中国文化普及率不高,大部分人是文盲,这条规定使很多中国人不能参加选举。比如说你有500块钱的不动产才可以选举,不动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要求你有不动产的产权,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你需要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值500块钱你就可以有选举权,但是你租一套房子,哪怕你付1000块钱租金也没有选举权。这一点我互相想到难怪今天中国这么多人需要买房子,这一条规定又使得很多人,他是有产阶级,他仍然没有选举权。

还有一个规定更有意思,你的每年纳直接税两块钱以上才有选举权,一般人现在想两块钱是一个很小的数字,难道中国有很多人都没有纳2块钱税吗,错了,当时的规定就是三个方面内容,一个是所得税,一个是营业税,一个是天赋,而所得税、营业税没有开征,只有天赋是直接税,对城市有产阶级来说在农村没有田地,没有办法纳税,没有办法纳直接税,尽管2块钱税也没有办法纳。所以根据上述这几项规定,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选举权,但是中国的选举制度还是不完善。一年时间政法制和内阁制和国会制度纷纷瓦解了。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从历史角度观察历史最重要可能就是历史事实,也就是当时中国的历史发展一个脉络。

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历史这三个有积极意义开创性的举动,都没有人强制维持下去,只是一年时间瓦解了,没有很好的实行,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历史学解读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因为时间原因,研究原因没有必要在这里跟大家多说。我只说一条因素,就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因为国内的关系实际上在中国存在两个方面的力量,一个方面是原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一个方面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人,这两个方面他们的政治理念、为人处事,在社会关系上具体方面有非常大的区别。以我个人看法,这两个党派各自领袖人物,孙中山、袁世凯分别的做派、想法和决定都决定了当时政府的选择。孙中山虽然是革命领导人,他长期生活在海外,缺乏中国政治的经验,在他的心里比较倾向于西方政治制度,或者是西方民主制度。但是他没有中国的治理经验,他不知道怎么样把他的这一套理念运用到中国的实际生活当中。他和孙中山比较起来,袁世凯就是深深知道中国传统一套领袖人物,袁世凯出生北洋军人,不能说他是完全守旧的人,他在晚清兴盛过程当中也曾经作出非常大的贡献,他也不完全是我们理解这样的守旧派人物。我们还是需要说的是袁世凯毕竟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他可以实行技术层面的兴政,但是他实在不太可能实行这种根本意义上或者是基础意义上的兴政。袁世凯有他的力量当政之后,他实际上就开始扩张自己的力量,压住他的对手发展。

对于孙中山来说无法跟袁世凯这样的人打交道。他所接受都是西方得出来的理念和观察,这样长期中国传统所塑造这么一个袁世凯这样的军事强人,孙中山不知道如何跟他打交道。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在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和袁世凯关系当中或者就是孙中山过分相信袁世凯,什么事袁世凯说了,他就可以听了,或者是过于不相信袁世凯,这样双方最后矛盾的结果事实上是中国政府的失败。辛亥革命之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就是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不能实行。

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确实是给中国打开一个新的大门,给中国一个新的选择,给中国一个新的机会,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党派尤其是这个党派的政治领袖,他们个人的气质、素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时孙中山在这方面确实不及袁世凯,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人继承或者是得到了民国权利,开创了在袁世凯之后的民国法统。

由于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这样的过程当然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他们的所代表的社会群体。而在袁世凯之后他不可能利用合法途径再去跟他进行政治的博弈,他又拿一些钱走出革命的道路,这就是辛亥革命大概的历史过程以及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

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学术的话题,或者是比较沉重的话题,当然可能对我们现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也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中国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能够最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的民主进步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发展,我觉得从历史角度观察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份深入思考。我今天就向大家报告我个人的小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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