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枫/文
每一个可以被一个名词命名的时代，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上的一朵浪花而已，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却各具重量。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比任何一个经济学的观念都要深刻而持久。现实社会中复杂、偶然的利益关系，不受理论的约束，而研究利益关系的经济学，却是极易盛产理论和模型，远离现实和良知。在经济学家中，如果说，萨缪尔森是优美的，那么，加尔布雷斯是慈爱的，身高2.0066米的他，像一个大个子天使一样，站在经济学家中间，迎接各种目光的审视，以及不怀善意的哂笑。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坦然地、专心地面对自己身处的现实社会，理解它，批评它，爱它。
农场来的笨孩子
1908年，加尔布雷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偏僻安静的农场，他的父亲因爱妻早逝而积极投身公共事务，以获取安慰。农场生活的自然平易、简练明快，以及父亲对政治自由、社会进步的热情，让童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斯，对政治和公共生活产生了陌生而美好的感情。
这个安静腼腆的农场孩子，在中学时代，因身体协调能力不够，被编入笨孩子的队列里，受到连续写“我的左脚不是右脚”的惩罚；在大学时代，他受教练鼓励参加篮球队，结果笨手笨脚，弄得教练、球员、观众和他自己都很尴尬。他滑雪三十多年，但是滑雪的姿势却执拗地保持滑稽感，他的朋友讽刺他，滑雪的经验和研究经济学的经验一样长，而两者都没有因经验丰富显示出该有的优雅来。
加尔布雷斯一直没有那种优雅轻盈之感。他不像其他伟大人物那样，在生命的早期就显示出卓异的特征。甚至，在他大学毕业之前，他都没有显示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特征。1931年，作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畜牧学专业的毕业生，加尔布雷斯能做出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是成为县公职人员指导农民改善农业，或者，在多伦多当牛羊或者生猪的定级员。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当下最确实的境遇里，做出选择的。加尔布雷斯也不例外。前途黯淡，令他痛苦，在狭隘的确定性面前，他选择逃向更具挑战性也更广阔的不确定——去美国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
初到伯克利，加尔布雷斯为自己大学时代视野的狭小，以及学术训练的缺乏感到自卑，以至于后来回忆母校，被授予“安大略省农学院最伟大的毕业生”的他，说安大略省农学院“可能不是英语世界中最廉价的，但却是最差的学院了”，令校友愤怒不已。为了弥补自己的劣势地位，加尔布雷斯狠劲学习，以勤补拙。
博士毕业，他对未来工作的选择，仍处于迷惘状态。美国经济萧条，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扩展农业以补救经济低迷。哈佛大学经济系因此而公开招聘一个农业经济学的初级研究员职位，加尔布雷斯递交了简历。
在他忧心忡忡地认为自己只能回加拿大工作的时候，哈佛大学，这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聘书到了他手上，彷如另一个世界的邀请，闪着魅泽的希望之光，而现实世界的美国，正被经济萧条的迷雾笼罩。
进入培养年轻学术精英的哈佛大学，加尔布雷斯的角色，是被边缘又边缘的。在同事眼中，他不过是因新政而偶然闯入哈佛的无名人物，在学生眼里，他也不是那种因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而获得爱戴尊敬的师长。
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教学能力让自己在哈佛立足，只好硬着头皮乘新政之风，进行农业经济领域的研究。罗斯福打响了挽救美国农民的战役，而来自加拿大农场的年轻人，从自身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加尔布雷斯一直把对权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
在理论与政治权力之间
任何引到人共同生活与社会之中的规则，都可能使个人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也就说，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有权力这个东西，从社会内部诞生。权力对公共和私人行为的影响，一直未被主流经济学家纳入研究范畴。现实远比抽象公理更复杂，加尔布雷斯关心的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而是现实背后真实的原因。
他开始对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家充满了怀疑，以及，深刻的不信任。当人们普遍对凯恩斯主义保持观望状态时，加尔布雷斯对它产生了好感，同时对新政怀有期待。那时，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对美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进行，因为陌生而更加理性，不被感情所产生的致幻因素所困扰。
尽管职业前景黯淡，加尔布雷斯对现实事务的热情，却日益高涨。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更加焦急地致力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开始向智慧的拥有者发出邀请，以便进行有效的改革。
加尔布雷斯于1941年春成为美国主管价格控制的负责人，一度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成绩斐然，令他一生引以为荣。他对待政治或者说权力的态度，也因为他的经历而变得生动，他赞同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最高级的政治艺术性在于将精力集中于解决重点问题上。
这本传记的作者本身就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美国20世界跌宕起伏的政治经济形势，在本书中以经过理性审视的方式被展现出来。美国由“帝王式总统权”为特征的罗斯福政权，转到肯尼迪政权，有效网罗学术精英，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即以此为背景。
从撰写总统就职演讲稿，到成为总统的私人情谊智囊，以及出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与政治亲密接触，但是他的政治毕竟和政客的政治是不同的。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义为中心的，而非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与权力的偶然、暂时的结合，让他对不道义的权力使用，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社会生活一直在继续，个人生活的幸福或辛酸，依然以最真实的方式嵌入等待被书写的历史，也以无声的方式迎接必然落入寂然之渊的命运。政治舞台上却不乏秀显才能的角色，毫不含糊地面对那时代人民的主要焦虑，在口头上给出解决的方案，却在实际施政过程中埋下另一些问题的恶种。
思想的重要性不在理论本身
加尔布雷斯无法摆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经济学家并无多少正真意义上的权力，他能做的是将他的声音和说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中，并保持乐观充满期待的心态。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形式中，民主或非民主或其它，对无权者宣扬 “一言可以兴邦”，都带有谎言的色彩。
加尔布雷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动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如果说，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反抗被绝对化的倾向，或者进一步讲，理性对立于那种靠最终定论来省略进一步思考的偏好，那么，加尔布雷斯持续不断地思考的一生，几乎是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礼赞的一种优雅的回应了。
加尔布雷斯不避极易招致诟病的政客的语气，一边指责学院里的经济学家们，用严谨的思维和精巧的逻辑发展着看似优质的理论，实际上的进步在于，发展了承受通货膨胀和失业及经济危机这些现实压力的能力，一边提倡反思解决问题的技巧，特别是反思民主政府的技巧的有效性。
加尔布雷斯相信，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本身，而且在于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和分析。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讽刺那些关注鸡零狗碎的经济事件，一心打造精雕细琢的理论，而对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事件持冷漠态度的经济学家；满怀温情地肯定那些曾在一个历史时期有力解决了社会生活困境的理论；同时不忘快意酣畅地哂笑那些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但缺乏必要理智的人。
五六十年代，加尔布雷斯满怀道义色彩的论说文字，给予生活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的人们极大的安慰，在欧美红极一时。他的经济学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成为畅销书，《丰裕社会》《1929年的大崩溃》《美国资本主义》使他获得了颇高的社会名誉，甚至他在闲暇之余写的小说、传记以及散文，也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对象。主流经济学家对他的态度却并不和善，从各方面指责他的缺失。加尔布雷斯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经济学家这样的名号，但是，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却是他为之骄傲的。在由自己的智力保障的范围内，从各个方位，将自己思想的力度引向一个核心，即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大众思维。
社会生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政治学便比任何一个学说来得漫长。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或凯恩斯，这些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人的学说，都是短暂的。包括加尔布雷斯自己通过《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三本书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也是短暂的。加尔布雷斯对此，态度明朗，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自己的观点做漫长的辩护，他要做的是使自己熟悉环境并相应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而不期望将自己的思想运用于他全然不知的世界。
写作是一种加入公共社会的积极言说
至耄耋之年创作《美好社会》，加尔布雷斯不再像以往那样满怀幽默亦不乏自信和得意地批评那些既定的立场，更多的是对人类世界的柔情和爱，同时融合着对人性脆弱部分的理性的宽容。他把美好社会的本质界定为：美好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加尔布雷斯的思考，一直带有政治行动的气质，从不掩饰自己对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以研究复杂的利益关系——经济学立身的加尔布雷斯，他曾身兼教授、作家和政治家等社会角色，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假如他不是以一种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写作的话，他扮演的任何角色都会不为人知。
在过去的那么多年，加尔布雷斯在分析社会权利与权力的过程中，创造 “丰裕社会”、“常规智慧”、“抗衡力量”、“技术统治结构”这些广泛流通的语汇，从言说的层面拓展了个人对社会发表意见的论域，也在一定意义上增添了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界定和描述完美社会，则是直接将个人的价值纳入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关怀中。
据说，加尔布雷斯家里放着一个枕头，上面写着，谦虚是被人们过高估计的一种美德，加尔布雷斯把它称作是加尔布雷斯第一法则。一个公民社会最脆弱的对话，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不是骄傲自大亦非壮志凌云，这是民主基本的情感基调。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就是在把这样的声音扩大，在政治生活中，领导人等同于普通人，没有必要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来让社会进行顶礼膜拜，而个人毫无作为。
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提出一种度量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他并不高明的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让他这个希望一直处于落空状态。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而不是任何理论，这是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
